辽宁省锁具修理业管理规定
辽宁省人民政府
辽宁省人民政府令
第199号
《辽宁省锁具修理业管理规定》业经2006年12月12日辽宁省第十届人民政府第67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7年2月1日起施行。
省 长 张文岳
二○○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第一条 为加强锁具修理业管理，规范锁具修理行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人身财产安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锁具修理，是指锁具修理经营者根据消费者的要求，提供的锁具安装、修配、技术开启等经营服务活动。
第三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锁具修理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均应遵守本规定。
第四条 省、市、县（含县级市、区，下同）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锁具修理业的治安管理工作。
工商行政管理、劳动保障以及其他有关行政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相关工作。
第五条 锁具修理经营者可以依法建立锁具修理业行业协会，实行自律管理。
第六条 锁具修理经营者必须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领营业执照，并在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锁具修理活动。
禁止无照经营以及超范围经营。
第七条 锁具修理经营者应当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到当地县级公安机关办理备案。
备案时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一）营业执照；
（二）从业人员居民身份证（外地从业人员同时提供公安机关发放的暂住证）；
（三）县级公安机关出具的从业人员是否受过刑事处罚的证明材料。
公安机关应当在备案时提取锁具修理从业人员的指纹、掌纹等信息，并对备案的锁具修理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实行统一编号。
第八条 锁具修理从业人员应当取得劳动保障行政部门颁发的职业资格证书，禁止锁具修理经营者招用不具有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从事锁具修理活动。
第九条 锁具修理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遵守法律、法规、规章；
（二）拒绝提供可能侵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公共利益的锁具修理服务，并及时报告公安机关；
（三）为消费者保守秘密。
第十条 锁具修理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提供锁具修理服务时，应当查验消费者的居民身份证等有效身份证件，并填写由公安机关统一印制的《锁具修理登记三联单》，由消费者签字，一联交消费者，一联定期交公安机关备案，一联留存备查。
第十一条 锁具修理从业人员上门提供锁具修理服务时，应当向消费者出示本人身份证和营业执照（或者复印件），并佩戴由公安机关统一制发的《锁具修理服务卡》。
开启居民住宅门锁时，必须有邻居、社区工作人员在场，或者要求消费者说明房间内主要物品及其摆放位置。开启后，发现情况不符的，应当立即报告公安机关。
开启银行金库、机动车锁具、机关企事业单位门锁前，必须通知“110”报警服务台，予以登记备案。
第十二条 锁具修理经营者提供锁具修理服务应当依法开具发票。
第十三条 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不得为未经公安机关备案的锁具修理经营者提供锁具修理广告服务，寻呼台、查询台不得为其提供寻呼、查询服务。
第十四条 公安机关应当会同锁具修理业协会，通过设立公益广告以及其他方式，向消费者提供锁具修理服务信息。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在楼道、户外及公共场所书写、张贴、悬挂锁具修理广告。
第十五条 锁具修理经营者改变名称（字号）、经营范围、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经营场所时，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变更登记，并于变更登记之日起15日内到公安机关备案。
第十六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向公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举报违反本规定的行为，有关部门应当及时查处，并对有功人员给予奖励。
第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第六条规定，未取得营业执照或者超越经营范围从事锁具修理活动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理。
第十八条 锁具修理经营者违反本规定第七条、第十五条规定，不办理备案手续或者备案变更手续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3000元罚款。
第十九条 锁具修理经营者违反本规定第八条规定，招用未取得职业资格证书人员从事锁具修理活动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锁具修理经营者限期对有关人员进行相关培训，取得职业资格证书后再上岗，可并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条 锁具修理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违反本规定第十条规定，不查验消费者有效身份证件或者不按规定填写《锁具修理三联单》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锁具修理经营者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一条 锁具修理从业人员违反本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上门服务时不履行规定程序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锁具修理经营者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二条 锁具修理经营者违反本规定第十二条规定，提供锁具修理服务未依法开具发票的，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并依据相关税收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三条规定，为未经公安机关备案的锁具修理经营者提供锁具广告服务或者查询服务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擅自在楼道、户外及公共场所书写、张贴、悬挂锁具修理广告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城市建设主管部门依法处理。
第二十五条 锁具修理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在从事锁具修理过程中给消费者及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公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在锁具修理业管理工作中，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施行前已经取得营业执照的锁具修理经营者，应当自本规定施行之日3个月内到公安机关办理备案手续；逾期不办理的，按照本规定第十八条处理。
本规定施行前已经从事锁具修理的人员，应当自本规定施行之日起6个月内取得职业资格证书；逾期未取得资格证书仍从事锁具修理活动的，按照本规定第十九条处理。
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自2007年2月1日起施行。
近年来，经济繁荣带动公民意识的快速苏醒，在一定程度上进入了司法制度特别受关注的时代。随着微博、博客等新兴媒体的出现并盛行，越来越多案件在新兴媒体上被广泛传播，随后引起传统媒体的关注与追踪报道，社会各界在媒体上竞相参与、发表评论，无数民众参加了网络、报纸、电台、电视台等媒体上的讨论，逐步形成巨大的舆论声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案件的公正判决，例如著名的彭宇案、药家鑫案、李昌奎案等。数月前在微博上被高度关注的上海“蟹妈”案，一方当事人便充分利用了网络媒体，不断通过微博公布案件进展、所掌握的案件信息、个人诉求等，通过多位知名律师的转发及评论，案件全程受到极大的关注。与当事人随时更新案件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整个法检系统的悄无声息，在无可映证的一面之辞下，当事人公布的信息形成一面倒的舆论局势，招致社会各界对法检系统的强烈不满，充分暴露了在新兴媒体形式下法检系统的应对不足，影响了司法公信力、权威性。
一、当前形势下司法与媒体的冲突关系
纵观近年来司法与媒体关系的实践与理论，目前二者的矛盾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部分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思想上对媒体监督有抵触情绪，认为媒体介入是找茬、挑刺，设置种种障碍限制媒体报道，应当公开审判的没有真正公开或公开不够，这使媒体监督客观上受到很大限制。这些认识与做法和当前强调的司法公开、舆论监督不相协调，妨碍了媒体监督作用的发挥。
其次，媒体监督存在范围狭窄、内容不客观等问题。目前，媒体对司法的监督大多着眼于极少数个案和极个别司法人员违法违纪或腐败行为，而对司法机关的全面工作、办案过程中的程序违法、外界对司法活动的不当干扰等等涉及很少。在报道内容上，部分媒体出于发行量和经济利益、迎合大众心理的考虑，或者在事实的选取上存在片面、不经证实的问题，对某一事件或某一司法人员的抨击与事实出入很大，或者使用主观、煽动、倾向性的语言对个别案件加以评论，或者对问题的揭露和评论只说其一，不讲其二，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把小问题无限放大，人为制造影响，追求新闻刺激性。现实存在的司法腐败与司法不公被强化甚至夸大,司法体制与法官被认为急需接受以新闻界为代表的“舆论监督”。此外，媒体在报道中常常冠以“学者评论”、“专家评论”、“律师说法”之类的“权威评价”，以引导舆论的价值取向。一旦案件审判结果与“权威评价”相左，公众在其舆论误导下就容易对法院的司法权威产生怀疑。这些媒体报道不仅干扰了司法活动的正常运行，而且使当事人遭受名誉上的侵害，对媒体监督自身形象也造成了很大破坏。
再次，由于我国媒体监督的机制尚未健全，加之目前司法人员的整体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司法体制抗干扰能力弱，媒体监督极易演变成媒体介入审判，妨碍独立审判权，造成司法不公。我国的司法机关是受到诸多权力挤压的权力机构。法官在作出判决时,不仅依靠证据与法律规范,还要在上级领导、人大、行政机关的意见及民心所向之间作出平衡,以求判决能为各方接受,同时亦不能过于违背自己作为普通人的良知和作为法律专业人士的职业操守。司法本难以独立,而媒体的报道又提高了案件的曝光度,并带来各种力量对审判的介入,从而加大了法官的决策难度。媒体报道不但增加了法官更大的责任风险,而且使得已处处受制的司法机关又增添一层牵制与顾虑,媒体所带来的“舆论监督”也就成为妨碍司法独立的又一重要因素。媒体在行使监督权时，由于并不了解专业法律知识和司法逻辑推理，不能够从法律的角度来分析社会问题，而是仅仅从道德、情感的角度来判断，极易对司法施加不恰当的影响。简单的是非判断、强烈的愤怒情绪和狂热的道德激情往往淹没了对问题的深入分析和对法律规则的尊重，调动社会和公众的情绪，形成巨大的舆论风潮，使得司法机关在做出裁判时也不得不考虑对抗舆论的巨大压力，从而无法依照正常的法律思维逻辑公正审判。有的媒体报道忽视法官在当事人之间不偏不倚的中立角色，明显倾向于一方当事人，有的对司法机关正在办理的案件乱加评论，甚至冒下结论，干扰司法机关依法办案，影响司法公正。即使是犯罪嫌疑人的前科、其有罪供述等客观的事实报道，也可能对法官造成先入为主的影响，破坏其独立性和理性。舆论干扰司法，其最终结果就是公众对司法的不信任，法律权威性遭受损害，最终使人们丧失对法律的的信仰，至此，司法作为维系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阀门也就变得毫无意义。现在有些案件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不再诉诸正常司法途径反映并解决问题，而是求助于媒体，期冀于通过舆论压力干预审判进程、影响判决结果，实现其诉讼利益，这种现象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二、司法与媒体的协调关系
虽然目前我国的司法与媒体两者关系处于紧张、不和谐状态，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媒体监督司法是民众言论自由的需要，满足公众知情权的需要，公开审判的需要，司法公正的需要和建设民主政治的需要。媒体与司法的终极价值是近乎一致的，司法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纠纷，媒体则是通过社会舆论层面追求道德公正，二者实现公正的方式虽有所不同，其深层目的均是围绕社会公平、正义和道德的归复与实现，都致力于我国的法治建设。媒体监督司法，通过对案件审理过程的报道和裁判结果的关注，揭开了司法的神秘面纱，满足了公众知情权的需求，普及了法律意识。尤其是媒体对案件的报道中经常反映了民众对具体案件的评价，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众对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参与意识，体现了我国法制观念深入人心以及法制建设不断完善的发展进程。
媒体监督的另一个重要功能体现在监督审判活动中。媒体作为公民舆论监督权的重要表现，对于司法审判的适度介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暗箱操作”，防止司法腐败。媒体对有些涉及权力部门或地方豪强的个案监督有助于司法权的公正行使，维护司法公开，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司法不公。案件的公开讨论和广泛传播有助于减少司法审判被非法干预的可能性，增强法官抵制干预的力量。当法官违背内心真实判断，违法作出裁决，媒体言论也可以起到制约作用。媒体对案件审理情况和过程进行的客观报道，可以遏制庭审不规范现象，促进审判人员不断提升办案水准、完善审判程序。媒体对诉讼结果所作的社会评价以及反映的民众评价，可以促进再审等救济程序的提起。自由的媒体言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司法体制的缺陷。
三、新媒体形势下构建司法与媒体和谐关系的重要性
当前，我国进入全面的社会转型期，随着微博、博客、即时通讯工具等新兴媒体的迅速崛起，司法与媒体之间冲突而复杂的关系更加突出。新兴媒体时代是全民参与社会管理的时代，是民众话语主导权的时代。在新兴媒体上，一方面虚假信息满天飞，任意宣泄质疑、悲愤等种种被压抑的情绪；另一方面，由于新兴媒体受众呈现出年轻化、平民化、高学历化等特征，新媒体时代的网民更加具有理性与反思精神，富于激情和担当，对社会不公现象反应更加强烈，对司法审判高度关注。总体而言，新的媒体形势对司法工作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新媒体为司法审判工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可以在更高层面以更大的规模、采取更加丰富的方式，宣传人民法院和法官在服务社会、实现科学发展中创造的业绩；另一方面，由于新兴媒体自身所具有的空前时效性、高度互动性、海量存储性等特点，任何具有争议的案件，一旦触及社会和民众的神经，必将引发喧然大波，造成的社会影响将更为广泛，负面效果更难消除，强大的网络民意压力也必将对司法审判工作产生不可低估的巨大影响。此外，由于我国对境外媒体的管理日益放开，某些外媒出于意识形态偏见，或者是在敌对势力的操纵、策划下，利用一些司法个案大肆炒作，将个别问题扩大化、简单问题复杂化、一般问题政治化，对我国司法制度乃至政治制度恶意攻击，这些都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四、如何构建司法与媒体的和谐关系
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新闻自由的价值,同时又能在媒体报道同时实现公正的判决结果,这是媒体、法官、司法制度乃至整个社会都必须面对的两难选择。面对新兴媒体的迅猛发展和强大的网络民意，解决司法与媒体间冲突、构建舆论监督和独立审判的和谐关系，媒体首先应规范自身的行为，提高自身监督水平及职业化程度，提升媒体工作者的素质，树立良好的法律意识，从以评论为基础的社论习惯转向以事实为基础的报道，尤其是批评性报道，应当尽力去揭示问题；其次，应注意维护法律的权威性，推动立法进程，实现司法公正，而不是贬低法律的作用和效果，降低公众对法律的信仰。与此同时，司法机关首先应该学习的是包容，包容质疑、批评等。网络舆论不是洪水猛兽，微博也不是恐怖雷区。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发号施令或批评网友，以宣教式的方式回复质疑，只会招致更大、更猛烈的“网络暴力”。只要对公众以诚相待、耐心解释，及时改正错误，公众也会报以充分理解和支持。其次，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司法机关应给予媒体以特殊便利，配合媒体适时报道，对媒体正当履行职责的行为不予以过多限制与追究。
正确处理媒体与司法关系，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一）建立司法机关新闻发言人制度、记者招待会制度。
司法部门应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和诉讼的不同阶段，确定可以公开或应予公开的内容，定期适时地发布司法活动的信息，使公众和媒体及时地了解案件真相或诉讼进展，增进对法院工作的理解。尤其是网络关注度高、民意舆论集中的案件，应主动迅速公开案件进展，主动维护民众知情权、接受舆论监督，针对民众呼声高的疑问进行互动解答，通过报道加强对群众的法制宣传与教育，促进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应依法公开有关案卷和裁判文书，供媒体自由查阅，以便媒体正确报道，避免因无法接近真相而导致的猜测和主观性评价。一旦出现不实报道，要以快速的应急反应机制有力地予以反驳与澄清，通过客观的宣传等形式及时向公众通报相关案件的进展情况，以削弱群众对司法不信任的不良影响。
（二）制定媒体监督司法的法律规范，将媒体监督司法活动纳入到法制化的轨道中来，切实保障媒体监督权的实现。
在设置这些法律体制时，应对媒体采用“保护为主、限制为辅”的原则，为媒体拓宽空间，使其享有的言论自由能最大限度得以实现，最大限度满足媒体与公众的知情权。同时，也应明确媒体的权利义务，避免监督不当。媒体行业主管部门也可以制订若干的强制性规范,逐步完善新闻从业者的行业自律规则。
（三）强化对媒体工作者专门化、专业化培训机制。
加强对从事司法报道和监督的媒体工作者在法律专业知识、司法运作过程、审判规定等方面知识的培训，增强其法律意识和政策观念，使之摆脱业外感性局限，加深法律理性修养，为司法与媒体相互契合、良性运作搭建平台。媒体在报道时应遵循几项原则：一是客观、真实、公正。客观，就是准确描述事件客观存在的状态，不作主观的推测，任意夸大事实；真实，就是所报道的事实都有可靠的消息来源，并经过了核实；公正，就是对案件的报道要不偏不倚，兼顾双方当事人情况，保障双方权利，不能有倾向性；二是保持案件报道的连续性和完整性，根据诉讼进程对发生的变化进行全面及时的报道；三是树立“无罪推定”的法律意识，防止预先归罪、滥下结论的报道；四是要注意评论案件的时间和范围。对正在进行的审判活动发表评论在时间上应受到一定限制。立案前、结案后，均可以从事实和法律的角度自由发表意见和评论，法院不应干涉。但立案后、结案前，一般不应对案件的实体问题随意发表评论，此时的评论应当限于程序是否违法以及司法人员的办案作风上。在有证据证明的前提下，无论在诉讼的任何阶段，媒体都应该立即予以公开报道并发表评论，通过舆论监督促使有关部门追究枉法者的责任，以保障司法公正。五是在案件报道和评论时，应尊重他人权利，不得侵犯监督对象的合法权利，不得对侦查人员、检察人员或者审判人员进行人身侮辱或人身攻击。
（四）建立不当监督处罚机制。
为了防止媒体监督被滥用，必须对新闻监督规范化、法制化。媒体有权报道和评论审判活动，但如果报道失误，媒体应承担相关责任。鉴于我国新闻监督责任不明的情况，建议在新闻监督立法时，对新闻媒体滥用自由权损害司法公正的行为确立制裁性的法律制度，以维护法律权威并保障司法权力不受侵害。
（五）开拓司法宣传新途径、创新宣传方式。
当前形势下，尽管一些司法工作人员还不能适应新媒体时代的舆论新格局，但公众通过微博等互动媒体介入公共事务、表达个人观点，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现象。而目前各级司法机关主要采取的诸如召开新闻发布会、网络庭审直播、公开发布裁判文书等单向宣传形式，并不能实现真正意义的沟通与交流，无法满足新形势下公众激增的需求，探索新形式、新方法已成必然之势。为此，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等各级法院已开通微博，实时发布审判信息，针对新出台的法律规范进行解读，及时解答博友疑问，受到公众广泛好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专门调研肇庆政法微博后也批示要求在全省政法系统推广，现已形成完整的政法微博网络问政的工作机制。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在微博上实名亮相，通过对本地区高度关注的“史文才”案及时披露案情进展，公布执行新动态等方式，开创与民众良好互动的新局面。另有部分法官虽然是以其个人名义开通的微博，但其在日常生活感悟之外发布的对审判工作的一些想法、评论，通过个案向“粉丝”普及基本的法律常识及维权方法等，这种有血有肉的、非官方化的微博不仅拉近了民众与法官的距离，洗刷了法官高高在上、不近人情的负面形象，使得民众有机会从另一个角度近距离了解到法官工作的艰辛与不易，而且，非正式化、程式化、结合个案的普法更容易为民众所接受，取得了良好的社会评价及反响。
五、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