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甘肃省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1988年9月20日甘肃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充分行使自治权，加速民族自治地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以下简称自治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省、市、州人民政府行政公署及各有关部门（以下简称上级国家机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必须严格执行自治法，切实保障民族自治地方从实际出发贯彻执行国家的法律和政策，保障各民族都享有平等权利，努力发展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文化事业、促进
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上级国家机关有关民族自治地方的决议、决定、命令或指示，要适合民族自治地方实际情况，若有不适合的自治机关可以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后，变通执行或停止执行。
上级国家机关在改革中要本着放权让利的精神，对过去在民族自治地方采取的行之有效的优惠政策和特殊措施，应继续实行、不断完善。
第三条 上级国家机关制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时，要在人力、物力、财力技术和智力投资等方面对民族自治地方给予支持。对民族自治地方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投资，应当高于全省平均投资水平。
省级国家机关要保证对民族自治地方的正常投资，同时每年从中央拨给我省的支援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中，划出不少于百分之三十的资金，同省财政筹集的支援民族自治地方的资金，一并作为开发基金用于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经济文化事业。
第四条 上级国家机关要保障自治州的自治机关行使下设区、县的市的经济计划管理权限；自治县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在省计划内地、州、市、名下单列，并行使县级市的管理权限。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下，根据自已的物力、财力和其它具体条件，自主地安排地方基本建设项目。由省统筹安排给民族自治地方的基本建设项目，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
民族自治地方用自筹资金进行生产性建设的建筑税，经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减免。
第五条 上级国家机关要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畜牧业生产，制订牧区建设规划，搞好畜种改良、疫病防治、饲草料基地建设和服务体系建设；鼓励牧民兴办家庭牧场，发展畜牧业商品经济。
上级国家机关要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制订草原建设规划，保护、管理和建设好草原，按照国家规定，建立育草基金。严禁任何组织和个人破坏草原。
第六条 上级国家机关要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因地制宜地调整农业生产结构，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土地资源，搞好植物检疫、防疫，改善生态环境。在有条件的地方，建立粮食生产和多种经营基地，开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农业商品经济。
第七条 上级国家机关要支持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充分行使林政管理权。凡宜下放给民族自治地方的森林，应交给民族自治地方经营管理。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要依法严格管理和保护本地方的森林资源，民族自治地方及其境内的国营林业企业要把护林、造林、抚育更新同合理采伐、利用林木结合起来，必须使年采伐量低于年生长量。严禁任何组织和个人乱砍滥伐、破坏森林资源。
在民族自治地方的国营林业企业，按规定每年给民族自治地方返还一部分利润，提留一部分地方用材和民用材指标。
在民族自治地方的国营林业企业，对外用工应优先安排林区群众。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与国营林业企业要有计划地组织林区群众从事林副业生产。经主管部门批准，对贫困地区和困难群众可免征税收和育林费。
第八条 上级国家机关要帮助民族自治地方的贫困地区制订脱贫规划，对尚未解决温饱的县、乡，继续给予减免农业税的照顾；投资比例、贷款数额、还款期限要优于一般地区。
承担帮县扶贫工作的大、中型国营企业，要从技术、资金、物资等方面对民族自治地方给予扶持，计划外用工优先在民族自治地方招收。
上级有关部门要帮助民族自治地方搞好劳务输出，培训劳务技术骨干。
第九条 上级国家机关要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大力发展工业、能源和交通运输业，在搞活国营经济的同时，重点发展集体经济、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
民族自治地方的乡镇企业，经批准允许税前归还贷款，缴纳所得税有困难的，予以减免。乡镇企业用自有资金进行的技术改造项目，投产后的新增利润，在一定时期内免征所得税。对三户以上联办企业，可按集体企业征税。
民族自治地方的交通能源基金，除上缴中央部分外，全部留给自治地方使用。
第十条 民族自治地方可以制定优惠政策，充分利用资源优势，采取各种形式吸引国内外资金和技术兴办地方企业，开发性生产建设项目不占地方基建规模指标。
第十一条 上级国家机关未经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同意，不得改变民族自治地方所属企业的隶属关系。
上级国家机关在民族自治地方的企业，原属于民族自治地方和适宜民族自治地方经营管理的，应交给民族自治地方经营管理。
在民族自治地方的上级国家机关所属企业，要尊重当地自治机关的自治权，接受自治机关的监督，照顾民族自治地方和当地群众的利益。招聘人员时，主要应从当地招聘，并优先招收少数民族。
民族自治地方的上级国家机关所属企业在上缴的利润或所得税中，给民族自治地方返还百分之九，作为发展地方工业和乡镇企业的专项资金，不列入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包干基数，不抵减上级财政补贴。
第十二条 上级国家机关根据法律规定和统一规划，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合理开发利用当地资源。
上级国家机关在民族自治地方的库区水面资源，在不影响发电、灌溉、防洪的前提下，交民族自治地方经营或联合经营。

在民族自治地方兴建水库提取的库区维护基金，按规定拨出一部分给民族自治地方安排移民的生产、生活、库区绿化和道路维修。
第十三条 国家统一掌握的民族自治地方特需的生产资料和紧俏商品，实行专项拨补。
民族自治地方的各种产品，除国家有规定的外，一律放开，由市场调节。
第十四条 省外贸部门要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发展对外贸易，建立出口创汇商品基地。在安排出口计划、出口商品配额时，应优先安排民族自治地方的商品。
民族自治地方出口商品所得外汇，省集中掌握的部分，交给民族自治地方使用。
省外贸部门要支持民族自治地方设置外贸机构。民族自治地方的外贸机构可以同省内外的外贸部门、外贸口岸直接开展外贸业务：有条件的外贸机构，经批准，也可以直接经营进出口业务，开辟对外贸易新口岸。
第十五条 上级国家机关要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建立民族经济开发试验区。凡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各种办法，都可以进行试验。
第十六条 上级财政部门按照优待原则，合理核定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收入和支出项目的基数；若发生重大变化，要及时合理调整。
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预算支出，按照国家规定设立机动金和预备费。机动金按上年经济建设事业费、社会文化教育事业费、行政管理费及其它事业费（不包括基建拨款和流动资金）支出决算的百分之五设立；预备费在预算中所占比例，自治州按当年支出总额的百分之四设立，自治县按
当年支出总额的百分之三设立。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财政预算过程中，自行安排使用收入的超收和支出的节余资金。
上级国家机关对民族自治地方制定的优惠政策和措施，所需资金应给予照顾。
第十七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银行在信贷资金管理上实行多存多贷。存款额超过计划的部分，不受贷款计划的限制发放。

上级银行在安排信贷时，对民族自治地方的生产性贷款数额、还款期限可适当放宽。对民族自治地方新建项目的贷款，自筹部分若有困难，可由百分之四十降到百分之二十五至百分之三十。
民族自治地方根据需要，经人民银行批准，可以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金融机构，吸收股金，发行债券，筹集建设资金。
第十八条 省级有关部门应逐步配备少数民族领导干部，设置民族工作的业务机构，或配备专搞业务工作的民族干部。

上级国家机关要支持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根据实际需要设立工作机构，不搞上下对口。
第十九条 上级国家机关要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培养和选拨少数民族干部及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
民族自治地方编制内的职工自然减员，由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行补充，报上级劳动人事部门备案。
第二十条 上级国家机关对在民族自治地方工作的职工，在生活福利、家属户口、子女就业升学及离退休待遇等方面，给予优惠照顾。
第二十一条 上级国家机关要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发展教育事业。给民族自治地方的教育拨款的增长，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应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采取多种方式筹集资金，大力普及初等教育。
上级教育主管部门要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在牧区、林区和边远山区办好寄宿制中、小学，并解决所需经费、师资、设备。办好省属高、中等院校的民族班。
省属高、中等院校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考生实行降分择优录取，逐步扩大定向招生、定向分配的比例。
省财政部门每年要定额补助民族自治地方的代培生经费。
第二十二条 上级国家机关要帮助民族自治地方积极开展扫盲工作；办好中等专业技术学校、职业学校和短期技术培训班；逐步建立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相结合的教育体系。
上级教育部门要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办好高、中等师范学校，培养民族师资队伍；培训中小学民族语文教师，搞好汉语文和少数民族语文教学。
第二十三条 上级国家机关要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制订科技规划。开发、引进、推广、使用新技术、新产品，培养科技人才，搞好科普教育。
鼓励国家机关、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的科技人员到民族自治地方搞科技承包、开展科技有偿服务。
民族自治地方可采取优惠政策，吸引大、中专毕业生、和外地教育、科技管理人员，到民族自治地方从事教育、科技管理工作。
第二十四条 省级国家机关要加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翻译机构，做好民族语言文字的翻译工作，帮助民族自治地方搞好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和发展。
第二十五条 上级国家机关要帮助民族自治地方搞好医疗卫生、计划生育、文化、体育事业，搞好少数民族传统医药、文化的挖掘、研究以及民族古籍的收集、整理、翻译和出版工作。
第二十六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对信教群众进行宗教政策和爱国守法教育，加强对宗教活动场所的管理，团结宗教团体和宗教职业人员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第二十七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要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依法保障各民族公民的合法权益，巩固和发展民族自治地方的安定团结，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建立。
第二十八条 民族自治地方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各民族职工和群众中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教育，进行马列主义民族观、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的教育，进行热爱祖国和维护祖国统一的教育。
第二十九条 上级国家机关要结合自已部门的业务，制定贯彻自治法和本规定的具体办法或措施。
上级国家机关过去制定的与自治法精神及本规定相抵触的规定，应当停止执行。
第三十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88年9月20日
增设中间环节交易型受贿，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为请托人谋利益，并不直接收受请托人财物，而是授意或者默许请托人与第三人进行交易，以第三人为周转财物的纽带，故意转移利润，意在收受贿赂的行为。它是交易型受贿罪的一种。这种类型的受贿，由于介入了中间环节，行受贿双方并没有直接的权钱交易，其犯罪意图被切断，导致主观犯罪故意认定出现障碍;加之掺入多个市场行为，需要区分合法买卖与权钱交易，犯罪因果关系认定复杂，增加了司法实践中的查处难度。对于这种类型的受贿，要把握以下几点。

一、请托人(行贿人)与第三人之间的交易行为，明显偏离了正常的市场优惠价格且第三人受益。这是认定增设中间环节交易型受贿的前提。市场有其内在的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和风险机制，市场交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市场主体通过交易实现资源的重新配置，达到双方的互利互赢。如果交易违背市场经济规律，一方明显受益，另一方明显受损，双方在没有重大误解的情况下自愿接受显失公平的交易，其实质就是贿赂目的制约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而判断交易行为是否显失公平，最直接最主要的决定因素就是交易价格。因为价格是交易的核心，直接决定了交易双方的经济利益。正常的优惠价格是市场主体促进营销获取竞争机会的一种手段，只有那些明显偏离了正常市场优惠价格的交易行为，才有可能被纳入受贿罪规制的对象，这也是增设中间环节交易型受贿与低买、高卖交易型受贿的共通之处。但是，后两者交易的主体双方是请托人与国家工作人员，而前者交易的主体双方则是请托人与第三人。

正常市场优惠价格必须符合以下几个条件:第一，优惠价格必须经过决策方集体研究决定，或者决策方主要负责人均知晓这个优惠价格的存在。优惠价格既然是市场竞争的产物，是营销策略的表现形式，必然需要经过集体决策，或者虽未经集体讨论，但其主要负责人均知晓优惠的价格及幅度，否则就可能是不公开不透明下的权钱交易。第二，优惠价格在交易时就已经事先存在并且有效。优惠价格具有预设性、有效性和非特定性(不是针对特定人设定)等特点。交易行为发生后，无论市场如何变化，价格如何回落，都不作为评价是否构成受贿罪的基准价格。第三，优惠价格是距离“交易时”最近的一次优惠价格。市场营销过程中，经营方可能会根据市场的需要对优惠价格作一些调整，在双方进行交易时可能已经存在多个不同的优惠价格。但不论有多少次调整，价格波动情况如何，均应当以距离交易时最近的一次优惠价格作为基准价格。因为，只有这个时候的优惠价格才最为接近“交易时”，符合主客观相统一的认定标准。

二、第三人与其背后的国家工作人员具有特定的关系。这是认定增设中间环节交易型受贿的核心。请托人与第三人进行明显偏离正常市场优惠价格的交易，直接获得利益的是第三人，而并非国家工作人员本人。第三人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应当具有怎样的关系，才能使其获得的利益能够从法律意义上归属于国家工作人员，或者被整体评价为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了行贿人的财物，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例如，国家工作人员授意请托人与自己同学所在的公司进行偏离正常市场优惠价格的交易，能否构成本文中的增设中间环节交易型受贿?

笔者认为，受贿罪的本质在于国家工作人员与行贿人之间的权钱交易，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请托人财物是受贿罪客观构成要件，要将第三人获取利益的行为评价为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必须进行“第三人收受财物等同于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财物”的实质判断。因此，第三人必须与国家工作人员具有特定的关系。

这种特定关系，表现为对财产或者利益能够共同占有、使用和处分。近亲属由于与国家工作人员共同生活，有着相互扶养的权利义务，能够对财产、利益共同占有、使用和处分。国家工作人员的情人，由于与国家工作人员有着特殊的感情和利益关系，事实上能够形成对财产和利益的共同享有。除此之外，经济上的合作伙伴、共同投资人，也能够基于相互间的投资份额、比例对财物进行分配，从而使其获得的财产、利益部分归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因此，笔者认为，第三人与国家工作人员的特定关系表现为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第三人即“两高”司法解释中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特定关系人”。至于同学、同乡等等，因为与国家工作人员主要是情感上的联络，不是共同的经济利益关系，即使其以明显偏离正常的市场优惠价格获取高额利润，如果不能证明该收益由国家工作人员与其共同占有，就不能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受贿。

三、第三人背后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利益。这是认定增设中间环节交易型受贿的关键。请托人之所以愿意与第三人进行显失公平有违市场交换规则的交易，就是基于第三人与国家工作人员的特定关系，请托人能够通过第三人背后的国家工作人员手中的公权力为自己谋取利益。交易价格与偏离正常市场优惠价格之间的差额，正是公权力被出卖的对价。尽管国家工作人员与请托人幕后的权钱交易因第三人或更多人的介入而被切断或者掩盖，但其与请托人的职务管理行为却是直接的、客观存在的，即国家工作人员是管理的一方，主管、负责或者承办某项公共事务，请托人是管理的相对方，双方有着直接的职权联系。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及形成的便利条件，暗中承诺、实施或者实现为请托人谋利益，这是双方增设中间环节的真正原因所在。

在司法实践中，查证增设中间环节交易型受贿，侦查人员必须由表及里，由外到内，由事物的现象发现其本质。具体路径可以为:首先，从明显偏离正常市场优惠价格的交易出发，查找交易的双方主体;然后，以获得明显利益的一方为中心，考察其与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具有联系，具有怎样的联系，是否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特定关系人;最后，分析与明显受益方有着特定关系的国家工作人员，与不对等交易的利益提供方是否具有职权联系，是否利用职务便利为其谋利益，是否明知利益提供方与其特定关系人的交易行为。如果上述查证均能成立，就可以判断利益提供方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过增设中间环节交易这一形式，行权钱交易之实。

(作者单位:武汉市人民检察院，第一作者为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