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部 国家计委


棉花调出、调入包干暂行办法

（1989年9月12日商业部、国家计委（89）商棉字第28号印发）

根据国务院国发〔1989〕18号文件关于实行棉花调出、调入包干的决定，为了加强宏观控制，保证调拨包干任务的完成，特制定本办法。
一、棉花是国家管理的计划商品。实行调拨包干以后，棉花的收购、调拨供应、出口和储备仍为国家指令性计划，必须切实加强计划管理，任何部门、单位、个人都不得以任何借口妨碍国家购、销、调、存计划的执行。
二、对国家棉花定购任务，各棉产区要积极采取措施，努力增加生产，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合同定购任务，收购数量必须如实上报，严禁瞒报、虚报。超过国家定购任务部分“三七”分成，即上交国家30％，省、自治区留70％。
三、国家安排的调入包干数中，包括纺棉、民用絮棉和其他用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按照国家安排的用棉计划保证供应，不得少供应、不供应或挪作他用。
计划单列市的用棉指标包括在所在省的包干数内，按照与所在省协商的各项用棉比例计算后，由计划单列市和所在省供销社共同上报国家计委、商业部备案。
四、棉花调出包干数是根据国家最低需要确定的，必须保证完成。如棉花减产少收，相应减少本省、自治区用棉量，不能减少国家调出包干任务。不完成国家调出包干数量，不上交超定购分成棉的，按欠缴数量酌情处以罚款；同时扣拨国家的加价款和奖售物资，并追究决策者的责任。
五、棉花省际调拨计划，由商业部根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调出、调入包干数分段安排下达。调出、调入双方要及时衔接计划，签订协议（合同），并根据均衡调运的原则组织发运，双方按月向商业部报送调拨计划执行情况。商业部负责督促、检查并协调计划执行中的问题。
六、调出棉花的品级长度，要根据当年收购棉花的实际情况，按比例调拨，本地、外地、省内、省外各用户要一视同仁。低等级棉花原则上用于絮棉或其他用棉（军需絮棉除外）。
七、棉花出口数量，由国家根据当年棉花生产和供需情况，与有关省、自治区、协商后确定。有出口任务的省、自治区，必须严格执行国家计划，不得任意增减。
八、省、自治区超购分成的棉花，应按政策规定掌握使用。但须在本年度收购基本结束后，经过核实，并报国家计委、商业部同意才能分配，不得提前动支，不准影响国家调出包干任务。
九、棉花不搞价格“双轨制”，超购分成的棉花也必须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价格。不准抬价销售棉花，也不准以各种名目加收费用，违者由物价部门按国家物价局的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对以棉谋私的单位和个人，要从重处理，构成犯罪的，提请司法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十、坚持棉花由供销社棉麻公司一家经营，不开放棉花市场，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准插手收购和经营棉花。用棉单位不得在计划外套购棉花，凡计划外套购棉花的单位和地区，都要扣减计划指标。对倒买倒卖棉花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理。各级供销合作社、棉麻公司要按照国家政策、计划办事，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坚持商业道德和商业信誉，保证棉花调拨包干办法的实施。凡计划外销售或超计划销售棉花的，要抵顶本地区用棉指标，在经济上要没收其全部非法所得。
十一、国家从各省、自治区调出的棉花，实行吨棉吨粮的奖励办法。奖售粮由中央财政补贴差价款，补贴办法按计商（1988）402号文件执行。商业部负责核实，超定购基数收购的棉花同样享受国家下拨的加价款和奖售物资。
十二、各级政府要切实加强对棉花工作的领导，检查、督促供销合作社和纺织工业部门按照国家政策、计划认真完成棉花调拨包干任务，安排好市场；要认真清理在建棉纺项目，整顿计划外小纱厂，严格控制棉纺能力的盲目发展。各级计委、工商行政管理、物价、银行、财税、运输和技术监督部门要支持和配合供销合作社，共同搞好棉花购、销、调、存和出口工作。
十三、省、自治区、直辖市对地、市、县是否实行调拨包干，由各地自行决定。


深圳机场拾金案：同情弱者，保护秩序，更要遵守法律规定

龙城飞将


　　关于梁丽案件，我已经写了几篇文章，本来想收笔，转而写点别的。但前几天进入到雅典学园，看到首页推荐阅读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先生发表在《南方都市报》上的文章：《深圳机场拾金案：同情弱者，但更要保护秩序》，细读之后，感觉院长确实有许多高见，但也有一些观点值得商榷：

法律就是法律
不要用法理和道德来代替

　　何兵教授说，梁丽案件的“处理结果虽然从法律上没有问题，但由此可能导致的道德风险，社会应当高度警惕。有可能像南京的彭宇案。彭宇案处理的结果是，老太倒地无人扶，而梁丽案可能的结果是，机场黄金可以随便捡”。
　　教授想说什么呢？结合何先生在文章后面的观点，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虽然深圳检方没有以盗窃罪起诉梁丽，但梁丽的行为可能导致道德风险，所以应当由东莞的珠宝公司以侵占罪起诉。
　　但东莞公司表示过，不以侵占罪去起诉。这样，教授只能遗憾了。依何先生的观点，梁丽构成了盗窃罪，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逍遥法外”。
　　如果把教授的话倒过来，也可以说，梁丽案件虽然可能导致道德风险，但在法律上没有问题。
　　可以确定，这里讲法律，是指刑事法律，即根据刑法的规定，梁丽是否应当被判刑。
　　深圳检方已经做出了决定，梁丽行为不适合以盗窃罪处理。同时，所有支持梁丽的人们，不会赞同其行为是否符合道德规范。
　　法律就是法律，不要用法理和道德来代替。

在机场拾得物品
不能直接以侵占罪或盗窃罪定罪

　　教授认为，“假如此类案件定性为民事纠纷……机场的某些工作人员如果知道在机场‘拾得’物品，法律上仅有返还的义务，有人将会贼心频起……乘客们将会变成弱势群体”。
　　毫无疑问，乘客们进入机场、车站、码头时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财物，因为谁也不能保证东西不被偷窃或遗失。而关注乘客物品的也有两类人，一类是职业盗窃犯罪嫌疑人，一类是如梁丽等机场员工。职业盗窃嫌疑人事先谋划好想盗窃旅客的财物，梁丽等人只是顺手牵羊式的拾。即使把梁丽这种行为定性为侵占罪，旅客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还有一类人就是盗窃犯罪嫌疑人在更加关注着旅客的行李物品。
　　所以，无论梁丽等人的行为是否构成侵占罪，旅客们都不能在机场、车站和码头掉以轻心，不认真地捍卫自己的财产权利。
　　反之，不能由于一些旅客不想在机场这种公共场所认真地看管自己的财物，就把梁丽一类“拾”的行为以侵占罪或盗窃罪定罪。

拾得别人遗忘物品
并不必然构成侵占罪

　　价值300万元的黄金饰品，显然不是遗弃，只能是遗忘。
　　拾得别人遗忘的物品，可能构成侵占罪，但并不必然构成侵占罪。
　　刑法第270条规定：“将他人的遗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出的”构成侵占罪。
　　教授正确地指出，“拒不交还”是指行为人拒绝交还非法侵占物的行为。法律未明之处在于，“拒不交还”是指被害人或他人发现后拒不交还，还是指行为人自已发现系遗忘物，在可以交还时，拒不交还？具体到本案来说有两点必须研习：一、梁何时产生交还的义务？二、什么才是法律上的“拒绝交还”？
教授引用《深圳机场旅客遗失物品的管理规定》第2条规定，“凡捡拾到旅客遗失物品原则上必须在当天（最迟不晚于次日9时）由捡拾物品的本人或单位相关负责人交候机楼失物招领处”，确认梁丽未履行返还的义务。这是对的。但我们需要明确的是，这种未履行返还义务，并不能直接定性为刑法上明文规定的“拒不归还”？
　　“拒”，这一字之差，会在行为人身上产生由无期徒刑（若以盗窃论罪）或五年徒刑，到无罪释放的司法蹦极！这涉及到一个人的生命自由权利，不能不认真对待！
　　梁未依制度规定，将物品带回家，是否构成“拒绝返还”？
　　这涉及法理上对“拒绝”的认定，存在解释空间。对此，教授提出狭义和广义两种解释，他的结论是：梁明知此规定而仍将物品带回家，此系以行为表现出来的“拒绝返还”。梁将物品带出机场，即构成法律上的拒绝返还。警方找上门后，是否存在二十分钟后才返还的事实，不影响行为之定性。梁的行为构成侵占罪应无争议。
　　教授的观点隐藏着极大危险：
　　依照教授的说法，各个机场的清洁工都有“侵占罪”的嫌疑，只是数额较小，乘客没有报警，没有追究而已。
　　依教授的观点，完全可以用一面自称为法律的放大镜把这些清洁工们照一遍，看他们何时有过侵占罪的行为。
　　我们现在社会的理念是法治社会、民主社会，在这样的社会法律框架下，任何公民，非经法院正式判决，不得定罪。法院判决必须依照法律的明文规定，当法律规定不明确时，应当依有利被告的原则，实行疑罪从无的原则。
　　所以，梁丽等人的行为，在没有依法明确的确定为“拒不归还”时，并不能简单地以侵占罪定罪。

依据法律的规定界定侵占罪

　　何为拒不归还？刑法上没有直接的具体的规定。
　　任何一个国家，对刑事案件的处理都是十分谨慎的，规定的条件是十分严格的。我们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国家理念是全体人民参与的共和国，它的基本含义就是人民共同决定重大事项。我们的国家把司法权委托给了司法机关，就是说，司法机关并不是自己有权怎样，而是全体人民委托他们怎样做。在目前的社会制度与法律框架下，人民只要求他们依法开展司法活动，要求司法活动不要越界。越界的司法就是违法的司法。
　　因此，遇到许霆和梁丽这样的案件，一定要遵循法律的规定进行处理。对是否涉嫌侵占罪，法律又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必须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才可以确认一个人是否“拒”不归还，是否以侵占罪定罪。
　　应当遵从这样的思路处理这样的案件：
　　第一、财物的受损人直接找到拾得该财物的人索要。若拾得人归还了财物，不能认定为侵占罪，同时，受损人还应当对拾得人有所感谢的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