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新余市人民政府


新余市城市绿化管理办法

余府令第15号


《新余市城市绿化管理办法》已经2009年4月20日市七届人民政府第47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9年6月1日起施行。

　　　　　　　　　　　市长：
　　　　　　　　　　二○○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新余市城市绿化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发展城市绿化事业，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根据国务院《城市绿化条例》、《江西省城市绿化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城市规划区内城市绿化的规划、建设、保护和管理。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城市绿化是指在城市中进行的植树、种草、栽花、育苗、园林设施建设及其管护等活动。

本办法所称城市绿地包括：

㈠公园绿地：指向公众开放，以游憩为主要功能，有一定的游憩设施和服务设施，兼具健全生态、美化景观、防灾减灾等作用的绿化用地；

㈡生产绿地：为城市绿化生产苗木、草坪、花卉和种子的苗圃、草圃、花圃等；

㈢防护绿地：城市中具有卫生、隔离和安全防护功能的绿地；

㈣附属绿地：指城市建设用地中绿地之外各类用地中的附属绿化用地；

㈤其他绿地：指对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居民休闲生活、城市景观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有直接影响的绿地。

第四条 新余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市城管部门）是本市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管理本市的城市绿化工作。

各区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所辖区域内的城市绿化工作，接受市城管部门的业务指导。

第五条 城市公民都应当依法履行义务植树和城市绿化的义务，爱护城市绿化成果和园林绿化设施，并有权制止、检举、控告损害城市绿化的行为。

第二章 规划与建设

第六条 市城市绿化规划由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市城管部门共同组织编制，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纳入城市总体规划一并实施。

市城市绿化规划应当因地制宜地规划不同类型的防护绿地。各有关单位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负责本单位管界内防护绿地的绿化建设。

第七条 新建、改建、扩建工程建设项目，其绿化用地面积与总用地面积比率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㈠新建居住区不低于32％，其中居住小区按居住人口人均不少于１平方米；

㈡工业企业、交通枢纽、仓储、商业中心不低于22％；

㈢产生有害气体及污染的工厂不低于32％，并根据国家标准设立防护林带；

㈣学校、医院、休（疗）养院（所）、机关团体、公共文化设施、部队等单位不低于37％；

㈤城市主干道应达22％以上，其他道路都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绿化。

城市内河、湖等水体岸边应当进行绿化，重点地段应当逐步建成河滨公园、湖滨公园。

属于旧城改造区的，可以将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指标降低５个百分点执行。

第八条 城市的生产绿地，应当适应城市绿化建设的需要，其用地面积不得低于建成区总面积的2%。

第九条 鼓励房地产开发等企业推广垂直绿化、屋顶绿化，建设室外生态停车场。屋面地栽绿化面积或植草砖面积可折算成地面绿地面积，折算比例按下列规定计算：

㈠屋面标高与基地地面的高差不大于1米，平均覆土厚度不少于1米，绿地率按100%计算；

㈡屋面标高与基地地面的高差不大于1米，平均覆土厚度少于1米，绿地率按30%折算；

㈢其余屋顶绿化绿地率按20%折算（铺装地摆盆花不列入其中）；

㈣生态停车场绿地率按20%折算。

第十条　单位和居住小区现有绿化用地低于本办法第七条标准，尚有空地可以绿化的，应当自接到市城管部门通知之日起１年内进行绿化。逾期拒不绿化的，由市城管部门指定的绿化施工单位代为补种，所需费用由违反规定者支付。

第十一条 城市绿化工程的设计，应当委托持有相应资格证书的设计单位承担。

城市的公园绿地、道路绿地、防护绿地、风景林地等绿化工程的设计方案，应当按照规定报市城管部门或其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工程建设项目的附属绿化工程设计方案，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审批时，必须有市城管部门参与联审。

市城管部门应加强绿化工程建设的监督管理，实行绿化企业资质审验、绿化工程招投标制度和工程质量监督制度，确保城市绿化质量。

第十二条 因特殊情况，工程建设项目绿化用地面积达不到本办法第七条规定标准又确需建设的，经市城管部门审核，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并由建设单位在市城管部门指定的地点按所缺面积补足绿化用地。建设单位不能自行补足的，由市城管部门代为补足，所需易地绿化费由建设单位承担。

前款所指易地绿化费由市城管部门按照省制定的标准收取，所收费用全额上缴市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专门用于城市绿化建设、养护和管理。

第十三条　城市绿化工程的设计，应当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体现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城市公园绿地和居住区绿地的建设，应当以植物造景为主，选用适合当地自然条件的树木花草，并适当配置泉、石、雕塑等景物。

第十四条 城市绿化工程施工单位进行绿化工程施工时，必须执行城市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按工程设计图纸和工程合同组织施工。

确需变更设计方案的，建设单位应当报原审批机关批准后，由设计单位或建设单位出具变更设计图纸或变更通知书，施工单位应当按变更后的图纸进行施工。不按变更后的图纸施工的，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整改，由此发生的相关费用由施工单位自行承担。

第十五条 城市绿化工程的施工，应当委托持有相应资格证书的单位承担。绿化工程竣工后，应当经市城管部门或者该工程的主管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

城市绿化工程交接验收后，建设单位应在15日内将规划设计方案、竣工图、施工合同、土壤和水质化验报告以及外地购进苗木检验检疫报告等工程档案资料，报送市城管部门。

第十六条 新建、扩建、改建工程项目，需要绿化的，其基本建设投资中应当包括配套绿化建设投资。城市建设项目的配套绿化工程须与主体建设工程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及时施工，绿化工程应于建设工程竣工后的第一个绿化季节内完成。对未能按原批准绿化规划方案完成绿化的，责令其限期完成；逾期仍不能完成的，责令建设单位依法重新组织招标，选择绿化施工队伍，尽快实施。

第十七条 在城市给排水设施建设中，应当安排绿地用水的管网和设施。

第三章 保护和管理

第十八条　经城市总体规划和绿化规划确定的绿化用地，不得擅自改变用途。城市绿地不得随意侵占。

因城市规划调整，确需占用城市规划确定绿地的，由市规划部门制定调整规划，征得市城管部门同意后，报经原规划批准部门批准。

第十九条　城市树木所有权和收益权按下列规定处理：

㈠在公园绿地上和街道上种植的树木归国家所有；

㈡机关、部队、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在其用地范围内种植的树木，归单位所有；

㈢居住小区绿化所植树木，所有权归国家所有，树木管护的收益归管护部门；

㈣居民在庭院内种植的树木，归个人所有。

第二十条 城市绿化养护管理实行专业养护管理和群众养护管理相结合，并按下列情形确定管理单位：

㈠城市的公园绿地、风景林地、防护绿地、行道树及干道绿化带的绿化，由市城管部门管理；

㈡单位附属绿地、自建公园及其管界内的防护绿地，由该单位管理；

㈢居住区绿地由业主委员会委托的物业服务企业负责管理；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属前期物业管理的，由开发建设单位委托的物业服务企业管理；无物业服务的小区由所在地街道办事处管理；

㈣生产绿地由其经营管理单位管理；

㈤居民在私有庭院或宅基地种植的树木，由该居民管理；

㈥法律、法规规定由林业、水利、交通等部门管理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市城管部门应当加强城市绿化的监督和管理工作。各管理单位应当做好花草、树木及其设施的保护工作，按照城市绿化养护管理技术规范进行养护管理。因管理单位养护管理不善造成绿化苗木死亡缺株或设施损坏的，管理单位应当及时予以补植或修复。

第二十一条 市城管部门应当开展城市绿地认养活动，向社会公示认养项目。认养人（单位或个人）自愿认养的，可以向市城管部门提出认养申请，签订认养合同。认养合同应当包括认养人为城市绿化种植、养护和管理等活动提供费用或劳务的内容。

第二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城市绿地范围内进行拦河截溪、取土采石、设置垃圾堆场、排放污水以及其他对生态环境构成破坏的活动。

近期不进行绿化建设的规划绿地范围内的建设活动，应当进行生态环境影响分析，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的规定，予以严格控制。

第二十三条 因特殊原因，需占用绿地在1000平方米以下，应当经市城管部门批准；需占用绿地在1000平方米以上、5000平方米以下的，应当报市人民政府审批；需占用绿地在5000平方米以上的，应当报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经批准占用本单位附属绿地，且占用后本单位绿化用地面积达不到本办法第七条规定标准的和占用其他绿地的，占用单位必须按照本办法第十六条的规定易地进行绿化。

第二十四条　在城市公园绿地内开设商业、服务摊点，必须向公园绿地管理单位提出申请，并报市城管部门同意，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营业执照，在公园绿地管理单位指定地点和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并遵守公园绿地和工商行政管理的有关规定。

第二十五条　严格控制砍伐或者移植城市树木。城市内任何树木不论其所有权归属，确需砍伐、移植的，必须按下列规定报经批准后，方可砍伐：

㈠一次一处砍伐或者移植乔木10株、灌木10丛或者绿篱10米以下的，由市城管部门审批；

㈡超过第㈠项规定限度，一次一处砍伐或者移植乔木100株、灌木100丛或者绿篱100米以下的，由市城管部门审查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㈢超过第㈡项规定的，须报经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经批准砍伐树木的建设单位应当对树木所有者进行补偿，并按“伐一栽三”的比例就地补植树木。不能就地补植的，由市城管部门易地补植，其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

第二十六条　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在审批划定建筑红线时，应当严格保护树木。新建建（构）筑物应当与树木主干保持４米以上的距离，保证树木生长不受影响。如确需砍伐或者迁移树木的，应当事先经市城管部门审核同意，再划定建筑红线。

第二十七条　敷设通讯、电力、燃气、热力、上下水管道等公用设施管线，应尽量避让城市绿化，确实无法避让的，工程主管部门应当在施工前，会同市城管部门商定保护措施。

为保证管线的安全使用需要修剪树木时，应当经市城管部门批准，按照兼顾管线安全使用和树木正常生长的原则进行修剪，修剪费用由管线管理单位承担。

因不可抗力致使树木倾斜危及管线安全时，管线管理单位可以先行修剪、扶正或者砍伐树木，但应当在2日内报告市城管部门和绿地管理单位，并补办相关手续。

第二十八条 城市中百年以上树龄的树木、稀有珍贵树木，具有历史价值或者重要纪念意义的树木，均属古树名木，由市城管部门调查立档，作出标志，划定保护范围，明确管护单位，实行统一管理、分别养护。单位管界内和私人庭院内的古树名木，分别由该单位和居民负责养护，市城管部门负责监督和技术指导。

严禁砍伐古树名木。对因特殊需要迁移古树名木的，应当由市城管部门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鉴定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由绿化专业队伍组织实施；申请迁移的单位支付移植费用，落实后期管护措施。

第二十九条　境外的苗木、花卉、种子和其他绿化物种，须经植物检疫机构检疫合格后方可引进。引进时报市植物检验检疫机构进行复检，复检合格后，方可栽种。

第四章 责任

第三十条　有下列情行之一的，由市城管部门责令停止侵害，赔偿损失，并可处以10元至100元的罚款：

㈠攀、摘树枝、花果，剥树皮；

㈡损坏护树桩架，踩踏绿篱、花坛和封闭管理的草坪；

㈢其他损坏公园绿地和园林设施的行为。

第三十一条　未经批准擅自砍伐、移植和非正常修剪城市树木的，由市城管部门责令停止侵害，赔偿损失，并可处赔偿额２倍以下的罚款；擅自砍伐，迁移古树名木或者因养护不善致使古树名木受到损伤或者死亡的，可处赔偿额３倍以下的罚款；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前款所指罚款限额，在非经营活动中，属处罚公民的，不得超过200元；属处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不得超过1000元；在经营活动中，没有违法所得的，罚款不得超过10000元；有违法所得的，罚款不得超过30000元。

第三十二条　工程建设项目的附属绿化工程或者公园绿地、居住区绿地、风景林绿地等绿化工程的设计方案未经批准或者未按批准的设计方案施工的，由市城管部门责令停工、限期改正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第三十三条　擅自改变城市绿化用地性质，或者擅自占用城市绿化用地的，由市城管部门责令限期退还绿化用地，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并可处以每平方米20元至100元的罚款。

前款所指罚款限额，在非经营活动中，属处罚公民的，不得超过200元；属处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不得超过1000元；在经营活动中，没有违法所得的，罚款不得超过10000元；有违法所得的，罚款不得超过30000元。

第三十四条　对不服从公园绿地管理单位管理的商业、服务摊点，由市城管部门给予警告，可处以10元至100元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取消其设点批文，并可提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第三十五条 在城市绿地范围内进行拦河截溪、取土采石、设置垃圾堆场、排放污水以及其他对城市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活动的，由市城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六条　对拒绝或者阻碍园林绿化管理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按照有关规定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　市城管部门和城市绿地管理单位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所涉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全省统一的划定标准。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自2009年6月1日起施行。1999年6月5日市人民政府颁布的《新余市城市绿化管理规定》（市政府令第1号）同时废止。



系统论在法理学研究中的运用初探

宁杰

[内容提要]：系统论作为一种思想范式，在法学研究中已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而建立系统论视角下的法理学则是进行系统法学研究的基石。从系统论的角度看，法律是维护社会有序化的一个重要序参量，是反映社会中心系统意志、具有有效纠偏机制的由符号所建立的制度化的信息空间。系统法学与其他学科和其他的分析模型必须有机结合，这样才能有效推动法学的发展。

[关键词]：系统 系统论 法理学 系统法学

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维纳奠基性地提出控制论以来，由贝塔朗菲正式提出，并经普里戈金、哈肯、艾根1等人加以发展的系统论思想成为深刻影响人类思维的二十世纪的一项重要文明成果，已日渐渗透到各个学科和领域，发挥着越来越广泛的影响力。法学研究同样也受到了系统论思潮的浸染，一些学者为将系统论应用于法学研究做出了积极的探索。本文即就系统论思想在法理学中的运用进行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 系统论在法学中的应用现状
最早运用系统论对法律进行考察的并非来自法学界，而是系统论学者自身。维纳在其《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与社会》（1952年）中辟有专章以“法律与通讯”为题论及法律，他认为“法律可以定义作对于通讯和通讯形式之一即语言的道德控制，当这个规范处在某种权威有力的控制之下，足以使其判决产生有效的社会制裁时，更可以这样地看”，2“法律问题可以看作通讯问题和控制论问题，这也就是说，法律问题就是对若干危险情况进行秩序的和可重复的控制”。3可以看出，维纳的观点与当时盛行一时的社会法学关于法律是社会控制工具的思想是息息相通的，但他在“控制”之外又加上了信息的接收与反馈即“通讯”的因素，已经初步具有了系统论的影子。在维纳之后的系统论学者似乎对法律并未给予太多的关注，而法学界则有人开始主动尝试以系统论的视角去考察法律，布尔丁的《纠纷的一般理论》、广濑和子的《纠纷与法——用系统分析方法研究国际法社会学的尝试》均在这方面较早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前苏联法学界在八十年代也积极将控制论引进了法学研究4，而真正全面、深入地运用系统论思想并且取得了较为重要成果的则当推德国的N·卢曼（N·Luhmen）、G·托伊布纳（G·Teubner）和K-H·拉迪亚（K-H·Ladeur）等人关于法律的系统理论。卢曼认为社会不是个人或主体的集合体，而是“系统/环境”的关系，法通过限定人们的期待——使迄今为止所做出的决定或今后将要做出的决定具有连续可能性的“意义”，并使之结构化，成为旨在缩减世界复杂性而功能分化了的社会系统，5他试图将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法律的自我描述与社会学的关于法律的外在描述结合起来，既强调法律系统的统一性（unity of legal system）、封闭性（closeness）、独立自治(autonomy),又突出法律与社会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提出了一整套较为完整的系统法学理论。 托伊布纳和拉迪亚在卢曼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有所发展，特别是托伊布纳提出的法律“自创生”理论较有特色，他认为法律经历社会弥散法、部分自治法和自我创生法三个发展阶段，作为自我创生系统的法律（Law as an Antipoetic System）是一个次级控制论系统，它以自我关联的方式构成各个组成部分，并以超循环的方式把它们连接在一起，法律的各个组成部分自我生产，法律规范与法律行为相互产生，构成超循环连接。6托伊布纳还积极开展德国的系统理论与英美批判法学之间的对话，并认为英美批判法学停留于法的解构，而卢曼和自己的系统理论则同时也是法的重建理论。7
我国法学界对系统论的运用是与系统论思想在我国的传播同步的。虽然钱学森在五十年代就著有《工程控制论》一书，但直至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西方的系统论思想才在我国传播开来并受到重视，与外国相比，我国对系统论的运用起步较晚。在1979年举行的一次系统工程会议上，由钱学森首次提出了“法治系统工程”的概念，此后，吴世宦、常远等一批学者就法治系统工程问题展开了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以吴世宦的《论法治系统工程》（1986年）和《法治系统工程学》（1988年）等为代表的一系列专著和论文相继发表。1985年和1988年，先后召开了两届全国性的法制（治）系统工程学术讨论会，推动了这方面研究工作的开展。进入90年代后，法学界出现了用系统科学的方法运用于具体部门法学的倾向，如何秉松的《犯罪构成系统论》（1995年）、熊继宁的《差异、变化与耦合》（1999年）和龙宗智的《相对合理主义》（1999年）等专著就是运用系统方法于刑法学、行政法学和刑事诉讼法学所取得的成果。8《现代法学》杂志自1999年第5期开始开辟了“法治系统工程”专栏，也刊发了一系列在部门法学中应用系统论方法的研究文章。
二、 系统论视角下的法律观
将系统论运用于法学研究的思路有二：一是将它运用于法的基本理论研究，从系统论的视点出发来观照法的基本范畴，提出一套系统论视角下的法的分析框架；二是着眼于其技术应用，在具体操作层面上运用系统方法，如法治系统工程、应用法学中的系统研究等。前者是运用系统思想建立一种法哲学，而后者则是用系统方法解决具体问题，二者同等重要。但我们也应看到，由于系统论是有别于经济的、社会的或语义的分析方法的一种全新的分析范式， 而每种分析范式都会有自己的一套分析范畴、语言和逻辑规则，因此准确定义系统论中法学的基本范畴，确立一种系统论的法律观，也就是上述第一种研究方向就成为全部系统论法学的基石。德国法学的系统理论所做的正是这种努力。但我国二十年来的系统法学研究则几乎全部集中于后者，在笔者所见相关研究成果中，真正运用系统论于法理学研究的极少。在未确立起系统论范式下的法学基本范畴和分析框架的情况下，直接运用系统论于具体操作层面，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造成在研究的出发点即在基本理论范畴上仍不得不沿用非系统论的模式，从而限制和影响了系统论原理的运用，这是当前我国系统法学研究的一个很大的制约因素。
因此，要想在法学研究中引进系统论，希望以一种新的思想范式丰富法的理论，促进法学发展，就必须建立系统科学视角下的法律观，即要建立系统论的法理学。
任何一种理论都是从其最基本的范畴出发的，“法”这一基本范畴是一切法学理论的根本出发点。建立系统论的法理学首先必须对什么是“法”做出回答。
一般说来，基本范畴的确定是一门学科得以建立并发展的基础，但就法学而言，自其产生以来，对“法”这一法学最基本的概念却从未取得过一致的意见，正义说、理性说、神意说、主权者命令说、社会控制工具说以及阶级意志说等等不一而足。这似乎是法学的尴尬，但从另一方面看，恰恰也正是由于对法律的这些种种不同的解说，才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法学流派，促进了法学的繁荣与发展。“法”这一范畴成了法学理论的全息图景，是一切法学理论的立足点。那么以系统论的分析范式，如何解说“法”这一范畴呢？
这必须从系统论的基本原理出发。热力学第二定律是系统论思想的基石之一。热力学第二定律认为：一个孤立的系统，其熵增不小于零，也就是说会自发地向均匀无序、组织解体方向演化。9“熵”是系统无序化的量度。波尔兹曼原则认为，自然界争取这样一种状态，即要实现最大数量的可能性。10由于每个事物都要实现自己最大的多样性，因而世界发展的趋势是由有序走向无序，系统熵值不断增加，最终归于“热寂”。但这是就一个孤立系统而且是就其整体而言，如整个宇宙。维纳早就提出系统的局部减熵是可能的，11普里戈金的耗散结构理论则进一步指出，一个开放系统通过与外界的能量和物质交换，引进负熵流抵消系统内熵的产生，形成耗散结构，系统就能通过涨落达到有序。12人类社会正是这样的一个系统，由于每个人以及每个集团（如阶级）都会追求自我意志的最大自由和自我利益的最大实现，这样必然会产生冲突，系统的熵值增加，社会走向无序。为使人类社会系统不致崩溃，就有必要引进“负熵”，整合社会的各个子系统，使之保持有序。由于“负熵”流作用，系统保持了有序性，这种维持有序性的系统组成部分，协同学称之为“序参量”，13也有系统理论称之为“吸引子”。法律正是这样一种维持社会系统有序性的“序参量”。
警察、军队以及道德、意识形态和政策等也是维持社会有序性的系统组成部分，有的也是社会系统的序参量之一，法律与它们有何区别呢？
首先，法律是一种以符号为载体构筑的信息空间，这与警察、军队等一切有形的社会控制力量相区别。系统论创始人贝塔朗菲认为：“人所特有的、能将人和别的动物截然分开的独特行为就是在思想和语言中创造符号宇宙的能力。除了直接满足生物需要外，人不是生活在事物的世界中，而是生活在符号的世界中。”14法律由原则、规范、术语等符号所组成，它们所传达的是控制环境的信息，“我们用来控制我们环境的命令都是我们给予环境的信息”，“信息这个名称的内容就是我们对外界进行调节并使我们的调节为外界所了解时而与外界交换来的东西”。15个体处理接受到的信息，决定采取什么样的反馈行动，这就是系统论上所说的“通讯”。法律与道德、意识形态以及政策等为每个人都构筑了一个信息空间，作为个体的人，社会传达给他的信息成为决定其行为目标函数的重要参数。在一个理想化的平等社会里，每个人的信息空间应是相同的，但在实际生活中，由于地位、知识水平甚至居住区域的不同等等原因都使作为个体的系统不可能拥有完全相同的个人信息空间，这就造成了不平等。“所谓有效的生活就是拥有足够的信息来生活”，16为了实现形式正义，我们就要力争为每个人构筑相同的信息空间，普法正是这样的努力之一；为了实现实质正义，就要因个人的信息空间不同，社会也应对个体的行为采取不同的反馈方式。在交通、通讯不发达的时代，《法国民法典》规定以离巴黎的远近不同来确定法律实施的日期，也正是其体现之一。
其次，由于信息本身特点产生的影响，法律与道德、意识形态、政策等等也区别开来。
信息的构建具有目的性。不同的信息所产生的反馈是不同的，由此而建立的社会形态也是不同的。从发生学的角度看，社会结构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在个体自觉水平上自发形成的结构，另一种是在群体自觉水平上自觉建立的结构，前者产生于社会的自在控制，后者则产生于社会的自为控制。17当然，由于人类社会在存在与发展过程中必然存在的目的性和自我内在的规律性同时存在，因而这种“自在”与“自为”更多地是一种程度上的划分。道德虽然也有社会中心系统的引导因素在内，但主要由社群自发形成，因而主要是反映社会自在控制的、自发产生的信息，而法律具有强烈的社会中心系统的引导作用于其中，明确反映了国家的意志，体现了社会的自为控制，具有很强的目的性。
信息的传输具有衰减性。一切信息在传输过程中由于介质造成的损耗都不可避免地会衰减。所谓信息的衰减就是指信息由确定变得不确定，直至解体。确定程度越高的信息的衰减容量越大，而越是不确定的信息在传输过程中越容易因衰减而解体，即“社会的记忆性损失”，从而影响序参量作用的发挥，造成熵的累积。因此，就有必要增加信息的明确性，将之固定化、规范化，形成条文，建立制度。“制度是一场和熵进行的战斗，一场和遗忘及其造成的组织损失进行的战斗。通过审慎的代码编纂和抽象行动，他们构建和储存已经或正被看作具有保持秩序性质的知识。”18但由于信息经编码而形成制度，需要成本，因而并非所有的社会控制信息都需要制度化，只有那些反映社会自为控制程度较高、目的性较强并且关乎系统基本结构的信息才有必要加以明确。法律正是这样制度化的社会控制信息。越是较多反映社会中心系统意志，并且关系社会基础结构的法律，如公法，信息明确性程度越高，强行性规范越多，而相反，私法则较多的是任意性规范，明确性程度较低。
信息的反馈具有非线性。“人并不是由S—R（即刺激—反应，引者注）弧构成的，在他们的输入与输出之间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19人不同于机械，他（她）自身是个主动性的系统，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个具有适应性的自组织系统，有自身的目的和发展要求，对于接收到的信息，要进行加工、处理，然后做出反馈。由于在加工、处理信息过程中，会掺入个人系统自身的因素和其他外界因素的作用，因而这种反馈是非线性的，反馈结果可能并不是信息发出者所期望的。为此就要建立信息反馈的纠偏机制，形成有效的反馈回路，如同恒温器的控制机件一样。法律通过法庭、监狱等有形力量建立起一套纠偏机制，与道德、意识形态、政策等等相比，法律的纠偏机制无疑是最为稳定而且高效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从社会大系统的角度看，法律是维护社会有序化的一个重要序参量，是反映社会中心系统意志、制度化的并有有效纠偏机制的由符号所建立的信息空间。
作为社会系统的序参量，法律自身也是一个系统。卢曼、托伊布纳所做的研究正着眼于此。通过把法律视为一个系统，可将很多系统理论应用其中。
比如，系统的稳定是开放中的稳定，只有保持系统的开放性，通过输出熵，才能保证系统的有序。为此，法律系统就要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如果封闭起来，看似稳定，却更易导致崩溃。明太祖朱元璋亲拟《大诰》，让子孙不得更改一字，万世遵行，但由于不能适应社会形势变化，朱元璋死后，《大诰》很快就被弃之不用。相反，美国的宪法由于其灵活的司法解释体制，保持了相当的开放性，虽历经两百余年，至今仍然被恪守。就整个法律系统而言，罗马法是个更典型的例子。罗马法自十二铜表法的颁布（公元前458年）至查士丁尼法典编纂（公元528年），跨近1000年，从政治上，经历王政、共和、帝政专权和帝政分权4个时期，从经济上，经历了农业经济、商业经济、封建庄园经济3个阶段，但一直有效地统治着罗马社会，究其原因，在于其多元化的法律渊源体制。习惯、告示、元老院决议、民会决议、法律、帝敕和法学家解答都是法律渊源，民会、元老院的决定都可成为法律，从而保证了法律系统的开放性，避免了因社会不同利益阶层间的利益冲突不能得到及时调和而导致系统熵增，告示（主要是最高裁判官就任时发布的施政纲领）、帝敕和法学家解答，又使法律保持了与时俱进的动态开放性，不致因无法及时适应形势变化而导致僵化，因而罗马法一直保持着兴旺发达的局面。但公元426年狄奥多西二世颁布了引证法，确定在法律解释中只有5大法学家的解释具有法律效力后，人为地封闭了罗马法，使罗马法学陷于停滞，以往那种繁荣局面不再存在。而在查士丁尼妄图一劳永逸地把罗马法固定下来而编纂法典，并禁止对法典进行任何评注后，僵化的罗马法即失去了世界法的地位，而沦为地域法（拜占庭法）。20
运用系统发展的相变、分叉、涨落等理论，同样可以来考察法律的变革问题，但这已不是本文所讨论的范围了，本文只不过是试图初步勾勒出系统论视角下法律观的简单图景而已。
三、 用系统论研究法理学应注意的问题
拉兹洛将其著作《系统哲学引论》的副标题定为“一种当代思想的新范式”，贝塔朗菲也有类似提法。系统论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视角，但我们也应看到，系统论的发展时间毕竟还不长，诚如贝塔朗菲自己所言：“新范例的早期形式大都很粗糙，能解决的问题不多，对个别问题的解远远不够完善。这时候会出现许多学说互相竞争，每种学说适用的问题和能很好解决的问题都有限。”21因此，在将系统论应用于法学研究，特别是法理学研究时至少应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应将系统论与其他学科，特别是与社会学结合起来。系统论提供的仅仅是一种思维分析框架，在应用到具体学科时，还必须与具体学科的知识结合起来，才能进行有效地分析。在进行系统论的法学研究时，法学知识的运用自不待言，但尤应有意识地结合社会学来进行考察。无论是早期维纳的关于法律的观点，还是卢曼的法律与社会理论，法律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关系都是理论基础之一，法是在与社会系统的互动关系中显现出其本质的，因此，系统论的法律观离不开社会学的考察。只有有意识地、自觉地运用社会学，当然同时也结合其他相关学科知识，才有可能真正取得富有意义的成果。
第二、应将系统论的分析模型与其他的分析模型结合起来。学术研究总是以分析已有的事实来进行，但把握历史的目的还是为了预测和设计未来。古往今来，所有的学术理论无非都是通过对已往事实的考察，根据观察者所总结的规律建立一种分析模型，用以把握未来。贝塔朗菲在谈及理论模型中的概念模型时称“用简化因而比较好懂的形式的概念模型来表示现实的某些方面，对任何理论研究都是基本的”，但“模型的优点与危险是众所周知的。优点是这是一种创造理论的方法，亦即模型可以从前提进行推断，解释和预测，往往得到预料不到的结果。危险是过于简化；为了使它在概念上可以控制，把现实简化成了概念骨架——剩下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在这样做的时候切掉了解剖学的重要部分。现象愈多样化与复杂，过分简化的危险愈大。”22不仅是概念模型，任何理论模型都有此危险，用系统论建立的分析模型也不例外。因此，哲理分析、经济分析、社会学分析、语义分析和系统分析等理论模型应各自充分发挥作用，互相补充，互相验证，而不应由谁来取代谁。通过各种模型综合的从不同侧面、多角度地考察，才可能在法学研究中描绘出与现实世界更加一致的关于法律的图景。
第三，将运用系统论与发展系统论结合起来。这是推进系统法学发展的需要。现有的系统论模式主要来自于对自然现象的考察，是自然界规律的反映，不可否认的是，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之间有着显著的差别，如果一味照搬自然界的系统规律去套用社会，难免失之偏颇。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在分析社会时就不能运用系统论，用系统的范畴去分析社会仍是富有十分积极的意义的，问题在于我们在用系统范畴分析具体社会问题时，也应着眼于发现社会系统本身的系统模式和系统学规律，使系统理论更加科学化，从而建立更加合理、适用范围更广的理论模型，以推动系统法学以及整个法学的发展。

1 我国以前有学者将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等与系统论并列，提出“老三论”、“新三论”观点，这是不确切的，实际上，上述种种理论均是系统论思想的分支，它们共同构成了西方的系统论思潮。参见[美]E·拉兹洛著《系统哲学讲演集》，闵家胤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2 [美]N·维纳著《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和社会》，陈步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83页。
3 同前注，第87页。
4 参见季卫东、齐海滨《系统论方法在法学研究中的应用及其局限——兼论法学方法论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
5 [日]中山龙一《二十世纪法理学的范式转换》，周永胜译，载《外国法译评》2000年第3期。
6 引自北京大学法学院张骐副教授在《法理学》课程上的授课内容。
7 G.Teubner,"The king's Many Bodies:The Self-deconstruction of Law"s Hierarchy",in D.Patterson and A.Someck(eds.),The Indeterminancy of Social Integration:Legal Thought in Post－Modernity,Michigan University Press,Forthcoming.转引自[日]中山龙一《二十世纪法理学的范式转换》，周永胜译，载《外国法译评》2000年第3期。
8 参见常远：《法治系统工程：实现依法治国方略的科学途径——纪念钱学森提创“法治系统工程”20年》（载《现代法学1999年第5、6期》）、杨建广：《法治系统工程20年（上）》（载《现代法学》1999年第5期）和骆梅芬：《法治系统工程20年（下）》（载《现代法学》1999年第6期）。
9 魏宏森、曾国屏著：《系统论》，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25页。
10 [德] H·哈肯著：《协同学——自然成功的奥秘》，戴鸣钟译，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88年版，第15—16页。
11 同注2，第25页。
12 [比]伊·普里戈金、[法]伊·斯唐热著：《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13 同注10，第7—8页。
14 [奥]冯·贝塔朗菲、[美]A·拉威奥莱特著：《人的系统论》，张志伟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7页。
15 同注2，第9页。
16 同前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