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人大常委会


河北省环境保护条例

(1994年11月2日河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2005年3月25日河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修订) 河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39号)
　　《河北省环境保护条例》已经河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05年3月25日修订通过，现予以公布，自2005年5月1日起施行。
　　2005年3月25日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环境公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省行政区域内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环境公害，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环境保护应当贯彻科学发展观，坚持环境建设与经济建设、城乡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的原则，实现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统一。
　　第四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和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普及环境保护科学知识，提高全体公民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环境保护意识和法制观念。
　　各类学校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对在校学生的环境保护教育。
　　第五条各级人民政府对本辖区的环境质量负责，制定并落实环境质量任期目标和年度实施计划，使辖区内的环境质量逐年提高和改善。
　　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环境保护规划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及年度计划。
　　环境保护规划应当突出重点区域、流域的污染防治，加大资金投入，加强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和科学技术的研究、应用。　　环境保护规划的制定或者修订，应当采取论证会、听证会等形式，广泛征询社会各界意见。
　　第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合理调整工业结构和建设布局，支持、鼓励发展环境保护产业和循环经济，重视生态环境工程建设，对环境标志产品的生产、资源及工业废弃物的综合利用和防治污染的项目实行优惠政策。
　　第八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对本辖区的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环境污染防治和资源的保护实施监督管理。　　第九条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进行检举、控告。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新闻媒体和公民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进行监督。
　　各级人民政府对保护和改善环境有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环境监督管理
　　第十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环境保护机构建设。乡(镇)人民政府应当设专职或者兼职环境保护管理人员。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贯彻实施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并对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二)参与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计划、国土开发整治规划、区域开发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拟定环境保护规划和计划；
　　(三)统一监督管理环境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四)管理环境监察和环境执法稽查工作；
　　(五)依法查处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行为；
　　(六)组织协调环境保护科学研究和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工作。　　第十一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严格依法行政，加强环境保护执法队伍建设，提高执法人员素质，落实执法责任制。
　　第十二条省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出本省的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实施。
　　省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发布环境状况公报，在主要媒体上定期公布污染物超标排放或者污染物排放总量超过规定限额的污染严重企业名单。
　　列入污染严重企业名单的企业，应当定期公布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情况，接受公众监督。
　　第十三条省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依法组织本省的环境监测网络，并负责组织监测人员的技术考核工作。
　　因监测数据发生争议的，由当地或者上一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环境监测机构进行技术认定。
　　第十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保护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对管辖范围内的排污单位或者个人依法进行现场检查时，应当出示省人民政府统一印制的行政执法证件，并为被检查单位和个人保守商业秘密。　　被检查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不得拒绝接受检查。
　　第十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委托其所属的环境监察和环境稽查机构，依法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排污单位和个人排放污染物的情况进行现场监督检查。
　　第三章环境保护和改善
　　第十六条省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按照本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环境保护规划以及国家和本省的环境标准，提出划分本行政区域内各种环境功能区的方案，经省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综合平衡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实施。
　　第十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本级人民政府国土资源、林业、农业、水利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拟订本行政区域内自然保护区发展规划，经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综合平衡后，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实施。
　　第十八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划定本行政区域内的生态功能区，对江河源头区、水源涵养区、水土保持的预防保护区和监督区、江河洪水调蓄区、防风固沙区和渔业水域等生态功能区，采取保护措施，防止生态环境的恶化和生态功能的退化。
　　第十九条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根据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利用谁补偿的原则，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开发、利用自然资源造成生态环境破坏的，应当缴纳生态环境补偿费，专项用于生态环境治理。
　　征收及使用生态环境补偿费的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会同财政、物价行政主管部门制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实施。
　　第二十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实行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有计划地控制和削减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总量。
　　第二十一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统筹规划，保护并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严格控制工业、农业、生活用水指标和水质指标，加强对水资源的管理和水环境的保护。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饮用水源保护，确保饮用水源不受污染。
　　第二十二条沿海地区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海洋环境的保护。向海洋排放污染物、倾倒废弃物、进行海岸工程建设和海洋石油勘探开发，应当执行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防止对海洋环境造成污染损害。
　　第二十三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农业环境的保护和管理，鼓励发展生态农业，防止土壤污染、土地沙化、盐渍化、贫瘠化和水土流失。
　　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应当科学使用化肥、农药，及时回收使用后的塑料薄膜。
　　第四章环境污染防治
　　第二十四条新建、改建和扩建对环境有影响的建设项目，在可行性研究阶段，建设单位应当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方可批准可行性研究报告。
　　建设单位应当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召开论证会、听证会，或者采取其他形式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的意见，并将意见采纳或者不采纳的说明报送审批机关。
　　建设项目在初步设计阶段，建设单位应当编制环境保护设计篇章。
　　第二十五条建设项目的防治污染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建设项目的防治污染设施建成后，应当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验收。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产使用。
　　第二十六条承担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单位，应当具有相应的评价资质，并对评价结论负责。
　　第二十七条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和个体经营者，应当依法向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报登记，申领排污许可证或者临时排污许可证，并按照排污许可证或者临时排污许可证的规定排放污染物。
　　排放污染物的种类、数量、浓度、强度和排放方式、去向有重大改变的，应当在改变前十五日内向原申报登记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排污许可证或者临时排污许可证的发放、变更、吊销，应当予以公告。
　　第二十八条排污单位可以委托取得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污染物集中处理或者从事环境保护设施专业化运营。
　　不集中处理的污染物，排污单位应当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批复的要求进行处理。
　　第二十九条污染物集中处理单位发现排污单位交付处理的污染物的种类、数量、浓度发生重大变化，应当采取措施防止发生污染事故，并自发现之日起三日内报告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调查处理。
　　第三十条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和个体经营者，应当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缴纳排污费，并负责治理污染。
　　征收的排污费应当按照规定用于污染防治，不得挪作他用。　　第三十一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造成环境严重污染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营者，应当提出限期治理的意见，报同级人民政府决定。
　　被限期治理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营者，应当按期完成治理任务。
　　第三十二条防治污染的设施，不得擅自拆除或者闲置。确有必要拆除或者闲置的，应当征得所在地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同意。
　　第三十三条工业企业应当实行清洁生产，采取不断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综合利用等措施，从源头控制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
　　凡国家和本省规定淘汰的能耗高、污染严重的产品、工艺、设备，应当停止生产、使用。
　　不具有污染防治能力的工业企业，不得从事可能造成污染的生产活动。
　　第三十四条生产、销售环境保护产品，应当符合国家和本省规定的环境保护产品质量标准。
　　第三十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把保护城市水源和防治城市水污染纳入城市建设规划，建设和完善城市排水管网，有计划地建设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加强城市水环境的综合整治。　　第三十六条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和个体经营者应当采取综合防治措施，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合理利用资源，减少废水和污染物排放量，含有污染物的工业废水必须经过处理达标后方可排放。
　　严格限制在地下水采补失调地区、海水入侵地区和地面沉降地区开采地下水。
　　第三十七条禁止在经营活动中销售和使用含磷洗涤用品。
　　第三十八条单位或者个人向大气排放工业粉尘、烟尘和工业废气、二氧化硫、机动车尾气、恶臭等有毒有害气体，不得超过国家和本省规定的排放标准。
　　在人口集中地区存放煤炭、煤矸石、煤渣、煤灰、砂石、灰土等物料，应当采取防燃、防尘措施，防止污染大气。
　　单位和个体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淘汰氟利昂等消耗大气臭氧层的物质。
　　第三十九条使用产生噪声和振动的机械设备、机动车辆、船舶、航空器以及其他噪声源，应当采取消声防振措施，产生的噪声、振动不得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
　　禁止在经营活动中使用高音喇叭或者采用其他产生高噪声的方法招揽顾客。
　　禁止晚二十二点至晨六点期间在城市市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从事产生噪声污染的各种活动。但抢修、抢险作业和因生产工艺上要求或者特殊需要必须连续作业的除外。因特殊需要必须连续作业的，应当持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证明并予以公告。
　　在高考、中考等特殊时期，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制止产生噪声污染的活动。
　　第四十条禁止从境外引进不符合我国环境保护规定要求的技术和设备。
　　禁止进口不能用作原料的固体废弃物。进口可作为原料、能源或者进行再利用的废弃物的，应当按照我国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废弃物的进口者和利用者，应当具备相应的污染防治条件。　　禁止将产生严重污染的技术和生产设备，转移给没有污染防治能力的单位或者个体经营者使用。
　　第四十一条省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放射性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
　　从事放射性工作的单位和个体经营者，对产生的放射性固体废物和废旧放射源，应当向省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辐射环境管理机构备案，并按国家规定进行处置；依照国家规定不能自行处置的，按规定运送省放射性废物库贮存。
　　第四十二条发生环境污染事故后，造成污染事故的单位和个体经营者，应当立即向事故发生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并接受调查处理。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接到事故报告后，应当立即组织调查处理。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四十三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保护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应当根据不同情节，按下列规定给予处罚：
　　(一)拒绝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进行现场检查，或者在被检查时弄虚作假的，给予警告，并处以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
　　(二)拒报或者谎报国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有关污染物排放申报事项的，责令改正，并处以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
　　(三)引进不符合我国环境保护规定要求的技术和设备的，责令停止使用，并处以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将产生严重污染的生产设备转移给没有污染防治能力的单位使用的，责令停止使用，并对转出方处以三千元以上六万元以下的罚款；
　　(五)未采取消声防振措施，产生的噪声、振动超过国家规定标准以及在经营活动中使用高音喇叭或者采用其他发出高噪声的方法招揽顾客，影响居民生产生活的，责令改正，并可处以三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
　　(六)晚二十二点至晨六点期间在城市市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从事产生噪声污染的活动或者因特殊需要必须连续作业而未取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证明的，责令停止作业，并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四条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即投产使用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并可以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五条对逾期未完成限期治理污染任务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营者，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根据其造成的危害后果，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污染严重，缺乏治理措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关闭、停业。
　　第四十六条擅自拆除或者闲置防治污染设施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重新安装使用，并处以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七条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采取措施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承担赔偿责任。　　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保护监督管理权的部门调解；调解不成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四十八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和分管负责人对辖区内环境质量继续恶化或者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依法追究其行政责任；玩忽职守，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四十九条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有关部门为建设单位办理批准手续的，由作出该行政许可决定的机关或者其上级行政机关，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权作出予以撤销的决定；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并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　　第五十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保护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或者行政监察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按规定发放、变更、吊销排污许可证或者临时排污许可证的；
　　(二)未依法向单位和个体经营者说明不予发放、变更、吊销排污许可证或者临时排污许可证的理由的；
　　(三)对造成严重污染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营者不制止、不提出限期治理意见的；
　　(四)对应当受理的举报不受理，对已受理的举报不调查、不处理的；
　　(五)不依法履行监督检查职责，对应当制止和查处的违法行为不制止、不查处，造成严重后果的；
　　(六)擅自挪用排污费和生态环境补偿费的；
　　(七)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
　　第六章附则
　　第五十一条本条例自2005年5月1日起施行。

　　　◇陆青 浙江大学法学院 讲师

　　内容提要: 预约合同的认定不能仅凭内容确定性标准，关键在于当事人是否有明确的未来订立本约的意思。预约合同包括单务预约和双务预约，但区别于附条件的本约、优先权协议、选择权合同。实践中同时存在大量非预约的认购书、订购书、预订书、意向书、备忘录等，需根据情况具体判断它们的法律性质和适用规则。预约的效力是使当事人产生“诚信磋商以订立本约的义务”。预约制度有区别于缔约过失责任制度的存在价值。预约能否实际履行应根据预约未决事项属于主观未决事项还是客观未决事项加以判定。违反预约的损害赔偿应根据缔约所处阶段进行确定，关注违约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可预见性规则。原则上不排除当事人主张本约履行利益的可能性。


　　2012年6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12]8号，简称《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2条规定“当事人签订认购书、订购书、预订书、意向书、备忘录等预约合同，约定在将来一定期限内订立买卖合同，一方不履行订立买卖合同的义务，对方请求其承担预约合同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预约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此条继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公报案例》“仲崇清诉上海市金轩大邸房地产项目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之后，[1]对预约合同及其效力进行了专门的规范，旨在解决实践中争议颇多的（尤其是商品房买卖中的）认购书、订购书、预订书、意向书、备忘录等的法律效力问题，通过承认预约的独立契约效力，“固定双方交易机会，制裁恶意预约人”，对司法实务有着积极的引导意义。[2]然而关于此条的理解和适用，学理和实务依然争议颇多，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一、预约合同的内容确定性及其与本约的关系
　　从字面看来，《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2条“认购书、订购书、预订书、意向书、备忘录等预约合同”可作两种解释：一是实践中存在的“认购书、订购书、预订书、意向书、备忘录等”均应认定为预约合同；二是将前述认购书等看作是预约合同的各种表现形式。而这些文书要认定为预约合同，依然需要符合预约合同的基本要求。最高人民法院显然支持第二种理解。依该条起草小组的观点，预约合同是约定将来成立一定契约的契约。要成立预约，应当具备合意性、约束性、确定性和期限性等四个基本特征。[3]这种界定，目的在于将预约和不是合同（因而没有合同拘束力）的文本区别开来，也与本约区别开来。然而，这些预约特征的概括并无直接的法律依据作为支撑，尚有理论探讨之必要。
　　具体来说，既然最高人民法院已经明确了预约的合同性质，预约要区别于尚未构成合同关系的其他文书，显然必须满足合同成立的要件。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12条建议性地列举了合同应具备的条款。《合同法》第14条第1项要求要约的内容具体而确定，但并没有对“具体确定”作进一步限制。惟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二）》）第1条第1款中规定，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既然预约也是合同，似乎也应符合这一要求。针对实践中普遍存在的商品房预约合同，《买卖合同司法解释》起草小组进一步认为，此类预约的成立至少应当具备两项明确的内容，即标的物房屋的基本情况（包括坐落位置、层次、大致面积等）以及将来依预约签订本约的意思表示。[4]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如果预约内容已经相对明确，事实上合同其余部分的内容往往可以通过合同解释的方式进行补全。具体来说，《合同法解释（二）》第1条第2款就明确规定，“对合同欠缺的前款规定以外的内容，当事人达不成协议的，人民法院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等有关规定予以确定。”由此带来进一步的问题，在合同内容的确定性上看，预约和本约之间是否存在清晰的界限？换句话说，一旦当事人订立的预约中已经包含了买卖合同（本约）的成立要素，比如明确了当事人的名称以及买卖标的物及其数量时，不仅可以补全预约合同的内容，依据《合同法解释（二）》第1条第2款的规则，似乎也可以补全买卖合同（本约）本身，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此种类型的预约是否已转化为本约，或者“名为预约，实为本约”？考虑到预约作为合同缔结类型的例外而非常态，同时依据民法传统中“尽量使合同有效”的原则，合同解释时应尽可能赋予当事人意思表示以最大限度的法律效力，理论上一般认为，就所存在的究竟是预约还是本约存在疑问时，更应认定为本约—必要时甚至可以是附条件的本约。如是，则实践中大量存在的名为预约的文本，在内容相对确定（尤其是足以客观推导出本约内容）的情况下，似乎都有认定为本约的可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法国民法典》第1589条规定了在双方当事人对标的物与价金已相互同意时买卖预约即等于买卖的判决规则。理论上解释为，如果订立的预约和它所追求的本约在意思表示的根本内容上并无二致，显然也就没有认定一个独立于本约的预约的可能和实益了。[5]
　　当然，有人可能会对此提出质疑，认为一旦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写着“预约”字样，似乎可以判断当事人想要订立的是预约而非本约。但这并不符合合同解释的原理，换句话说，即使当事人在文本中使用了“预约”字样或抬头，法官也可以通过推敲、探究当事人的“实质意图”，将其认定为本约进行规范。这样的话，讨论预约的内容确定性似乎进入到了一个怪圈：一方面，预约必须具有合同的确定性要求，以此拉开与不受拘束的协议之间的距离；但另一方面，一旦预约符合了买卖合同的确定性要求，往往又会僭越到本约规范的领地。其结果是，即使承认预约有其独立存在的可能性，它也只能在大量无拘束力的文本和本约的夹缝中成长了。这是否有违最高人民法院将认购书等合同缔结过程中的大量协议认定为独立的合同类型（预约合同）并加以专门规范之本意？
　　如上可知，仅仅根据买卖合意内容上是否全面，并不足以界分预约和本约，甚至可能大大限缩预约合同的认定空间。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考虑对《合同法解释（二）》）第1条中的“标的”作其他理解（或许也是更准确的理解）。具体来说，基于预约合同的性质（约定将来成立一定合同的合同），预约合同的标的不应该理解为买卖合同的标的物，而是指将来订立本约的作为义务。如果这样的话，预约合同的成立要素就不是指（至少不仅指）合同应当具备相对确定的买卖标的物，而是指当事人是否存在确定的为将来订立本约的意思。[6]因此，区别预约和本约的一个重要标准，就在于当事人是否有意在将来订立一个新的合同，以最终明确双方之间买卖关系的具体内容。而这也恰恰体现了预约作为一种独立的合同类型得以确立的根本原因—对当事人缔约自由的最大限度的尊重。这样理解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如果当事人存在明确的将来订立本约的意思，那么，即使预约的内容与本约已经十分接近（比如，已经包含了本约的主要内容），即使通过合同解释的方式，从相关预约中可以推导出本约的全部内容，也应该排除这种客观解释的可能性。因为当事人的意图或许十分明显：就买卖合同中尚存在的一些未决事项，需要由当事人通过订立的本约来加以明确，而不是通过当事人之外的客观因素进行推导和补全。如果这样的话，预约的“生存空间”就大大扩张了。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当事人有明确于未来订立本约的意思，同时符合合同的内容确定性要求，此种契约依然可能会被认为“名为预约，仍非预约”。[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5条规定：“商品房的认购、订购、预订等协议具备《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主要内容，并且出卖人已经按照约定收受购房款的，该协议应当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当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买卖合同司法解释》起草小组的意见，与其说前述条款采纳了“视为本约说”，“毋宁说该规定其实承认预约与本约之间的可转化性。即在预约合同中载明了本约合同的主要内容，并且一方或双方当事人已经实际履行，当初交易不成熟的条件业已消除，即使双方未按预约合同签订本约合同，其预约亦已转化为本约性质，故此可以认定为本约合同。应当注意，该规定也符合《合同法》第36条关于形式不完备的合同效力的规定，即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合同成立。”[8]理论上讲，若严格依据《合同法》第36条来解释，此时也不存在预约转化为本约的问题，毋宁是事实上履行的本约和已经订立的预约在交易内容上发生了重合。[9]换句话说，具备《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16条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的预约合同，性质上依然是预约而非买卖合同本约。只有在一方或双方实际履行给付，同时当初限制交易不成熟的条件已经被消除的情况下，事实上成立了的本约吸收了该预约中的内容。当然，不管作何种理解，一旦满足《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5条规定的构成要件，此时买卖双方的合同关系适用本约合同的相关规范调整，超出了本文讨论的《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的预约规范调整范畴。[10]
　　通过上述梳理可以发现，在合同缔约过程中，在买卖内容尚无法确定（因此并未成立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合同关系）和买卖合同本约之间，当事人之间起草的文书存在着认定为预约的广泛空间。具体地说，从内容的确定性上看，只要当事人明确将来有进一步订立本约的意思，双方就买卖合同的内容（从仅仅明确合同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标的物和数量到确定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达成的种种合意，都可能被认定为预约，并受《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2条的规范。[11]
　　二、预约合同的涵盖范围
　　前述讨论建立在一个假设的基础之上，即在合同缔约的过程中，在双方尚未磋商到订立本约这两极之间，仅仅存在预约这样一种合同形态。而事实上，随着现代交易的日渐复杂，合同的缔结往往是一个纷繁复杂的渐进式过程，当事人基于不同的利益需求和现实状况，往往订立各种类型的文本，这些文本是否都应该涵盖在预约合同的内容之中，并受《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2条的调整，还是将某些条款认定为其他类型的协议，将其剥离出去，这个问题不仅涉及预约合同的认定问题，同时涉及预约效力以及违反预约的违约责任和解除后果相关规则的适用问题，有进一步探讨之必要。
　　（一）预约和附（停止）条件的本约
　　实践中，当事人之所以订立预约而非本约，常常是因为交易尚存在一定的法律上或者事实上的障碍，因此双方往往会约定，一旦这种障碍消除之后（比如，房产登记或者开发商取得销售许可证成为可能），双方应该签订正式的买卖合同本约。对于这种约定究竟应该认为是买卖合同的预约，还是一个附停止条件的买卖合同本约，存有争议。最高人民法院起草小组认为，“附停止条件合同是从合同效力角度出发进行的分类，由于停止条件是否成就并不确定，故合同是否生效亦不确定。在预约合同，由其效力决定，除非法定事由，本约的签订是可以预见的。在附停止条件合同，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债务明确，停止条件成就时，合同生效，当事人得依约定要求对方履行义务；在预约合同，本约尚未成立，当事人不得请求对方履行本约义务，但预约合同已生效，可以请求对方履行缔结本约之义务，否则对方构成违约。”[12]笔者以为，从本约的签订是否可以预见或者合同能否生效来区分预约和附停止条件的本约，并无太多理论依据，实践认定上也颇为困难。而是否可以履行本约义务，涉及预约的效力以及能否实际履行的问题（这本身也值得争议，详见后文第四部分），并不能成为判断是否成立预约的标准—至少在合同成立的时候，不足以区分当事人究竟在订立预约还是附停止条件的本约。在笔者看来，关键因素依然是当事人是否有确定的在将来订立本约的意思。如是，正如前述争议条款，宜认定为预约；如果不存在这种意思表示，条件成就时能直接在当事人之间形成确定的合同关系的话，就应该认定为附条件的本约。究竟属于何种意思，似乎也可能从合同文本的相关文字表述中看出来。比如，有学者指出，“不仅买卖合同本约可以附生效条件、生效期限，买卖合同预约也可以附生效条件、生效期限。因此，应当区别买卖合同附条件、附期限，与买卖预约附条件、附期限。例如，合同内容，有合同须经批准，须待房屋腾空，须待出卖人取得房屋所有权等条件的约定，不能轻率认定为附条件买卖合同本约，或者附条件买卖预约。区别的关键，在合同内容中与所附条件（或期限）相匹配的‘标志性文句’：有‘订立正式合同’文句，为附生效条件（或附生效期限）的买卖合同预约；有‘合同生效’文句，为附生效条件（或附生效期限）的买卖合同本约。”[13]当然，严格来讲，该学者此处所讨论的并不是附条件／期限的预约与附条件／期限的本约的区分问题，毋宁是预约与附条件／期限的本约的区分问题，否则就会得出此类条件／期限成就之前，预约合同没有生效的结论。[14]
　　（二）单务预约、优先性协议、选择权合同
　　单务预约是指仅一方预约当事人负有缔结本约义务的合同。学理上普遍认为，单务预约和双务预约一样，皆属预约合同的范畴。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认为，《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2条规范的预约仅指双务预约。[15]惟从该条字面上看，仅仅提到“当事人”、“一方”、“对方”等字眼，尚有将单务预约纳入该条调整的解释空间。最高人民法院该解释的起草小组也有将单务预约纳人调整的意思。[16]将同样符合合意性、约束性、确定性和期限性，而且学理上普遍认可的单务预约排除在本条规范的预约合同范畴之外，似无充分理由。
　　有学者认为，试用买卖即属于单务预约，试用买卖符合单务预约的基本特征：在试用买卖中，当事人的义务并不是买卖（移转所有权），而是缔结买卖合同。该合同对出卖人单方有形式拘束力。在买受人承认标的物，即行使承认形成权（成就随意条件）后，试用买卖转化为买卖，即从预约转化为本约。[17]对此，笔者更支持传统理论，即认为试用买卖属于附停止条件（生效条件）的合同。[18]盖在试验买卖中，就买卖关系的正式形成，并不需要订立一个新的合同来加以确定，也不存在事后一方当事人是否愿意订立合同的问题。出卖人一旦拒绝交付，买受人得依据现有合同法主张对方的违约责任，而无须适用《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2条的规则。
　　另外，最高人民法院有意将预约和法国法上的优先性协议以及英美法上的选择权合同区别开来。所谓“优先性协议”，是指一方当事人给予另一方订立某一特定合同的优先权，一方只要决定订立该合同，在向其他人发出要约前，必须先向另一方发出要约。[19]所谓“选择权合同”，是指当事人双方或者一方依据合同享有在不同“被选事物”（如清偿方式、给付类型、价格等）之间作出选择的权利。[20]实务中，这类优先性协议、选择权合同，甚至包括一些不可撤销的要约往往很难和单务预约作出区分。对此，笔者认为，依然需要从预约合同的本质出发加以判断。区分的核心要素有二：一是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是否承担将来必须缔结新的本约的义务，与此相对应，相应的权利人是否存在主张必须订立合同的权利；二是看权利人是否可以通过单方行权的方式确定双方买卖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而无须再缔结新的合同。
　　（三）非预约的认购书、订购书、预订书、意向书、备忘录等
　　在（本约）合同缔结过程中，实务中存在着大量的认购书、订购书、预订书、意向书（Letter of intent）、备忘录、君子协定（Gentleman’s Agreement）、临时协议（Punktation）、协定纲领（Heads of agreement）、草稿、目录等，之所以产生如此名目众多的文本，或基于交易实践形成的惯例，或源于国际贸易做法的引入。这些文本尽管在他国法上可能有明确的内容和效力，但一旦纳入到我国法中，由于缺乏明晰的法律规则加以调整，往往很难评价它们的具体效力。至于是否可以纳入预约范畴，也不能一概而论。以源于英美法的意向书为例，在《买卖合同司法解释》出台之前，有学者将意向书理解为不具有合同拘束力的文本，借此与存在缔约义务的预约合同区别开来。[21]也有的学者则对意向书作广义理解，泛指合同双方在缔结正式协议前就协商程序本身或就未来合同的内容所达成的各种约定，而将预约仅仅看作是意向书的一种特殊形式。[22]那么，应采何种标准来判断这些认购书等文本是否构成预约呢？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这些文本尚不符合《合同法解释（二）》第1条第1款等规定的合同成立条件，就不属于预约合同；其次，如果文本中缺乏订立本约的意思和目的，比如仅仅约定磋商过程中的成本和风险分配，那么预约合同也会因缺乏“标的”这一根本要素而不成立（但不妨碍成立不是预约的其他独立的合同）；再次，如果当事人在文本中明确排除合同拘束力的，比如约定“本意向书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或“本意向书不产生对任何一方的权利或义务”，则也不属于预约合同的范畴。
　　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只要符合《合同法》第14条、《合同法解释（二）》第1条第1款的要求，在这些文本中明确了合同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订立本约的意思和标的物等要素，同时当事人没有明确排除合同效力，就一定可以构成预约合同了呢？答案也不尽然。该条中规定的这些要素仅仅是预约合同成立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换句话说，要构成预约，必须在内容的确定性上包含这些要素，但包含了这些要素，未必就构成预约。从《合同法解释（二）》第1条“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的用词上就可见一斑。从实践上看，也的确存有争议。如果当事人之间通过合意的方式，直接或者间接地排除了其所签订的文本可以产生预约的效力，那么，这样的文本也不应被认定为预约。比如，可以试想，假如预约的效力是约束当事人必须通过一切手段缔结本约，而不仅仅是使当事人之间产生某种（诚信）磋商的义务，那么，这样的文本就不应该被认为是预约。[23]
　　看来，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必须对预约合同的效力作进一步的分析。
　　三、预约的效力
　　关于预约的法律效力，理论上存在着“必须磋商说”、“应当缔约说”、“内容决定说”、“视为本约说”四种，最高人民法院倾向于“应当缔约说”，即“预约订立后，预约双方须依诚信原则进行磋商，除不可归责于双方的事由外，应当缔结本约，否则将承担违约责任”。[24]笔者认为，基于预约的性质，预约的效力在于使当事人产生订立本约的义务，因此，表面看来，“应当缔约说”最符合预约的本旨。“视为本约说”间接否定了预约合同的存在价值，笔者在此不欲作讨论。真正令人困惑的是，依“应当缔约说”，预约要求当事人“依诚信原则进行磋商”，那么，“应当缔约说”和“必须磋商说”是否存在根本区别？
　　依最高人民法院的意思，“应当缔约说”比“必须磋商说”在合同的拘束力上程度更高，“预约人之合同义务较大”。[25]但需要指出的是，在“必须磋商说”下，预约合同的当事人同样必须履行诚信磋商的义务，并不是进行简单的磋商就可以了；而相对应的，“应当缔结说”也没有对当事人课以比诚信磋商更高的行为要求—“在缔结本约前，如果某些条件发生重大变化，仍然要求当事人按预约内容订立本约合同明显有违诚实信用和公平原则的，则应排除双方缔结本约之义务，以平衡双方利益”。[26]究其原因，在于订立预约时，交易并未定局，依然存在着一些未决事项。即使是已决事项，理论上也应该给予当事人在最终订立本约时根据客观情势的变化再磋商和作出修正的权利，以便终局性地通盘确定当事人之间的交易关系。此点也正是预约区别于本约的核心功能。因此，正如最高人民法院起草小组所述，预约合同的理论基础只能是诚信和公平原则。由此也推导出，预约合同产生的拘束力仅限于诚信和公平原则所要求的程度。因此，预约的效力只能是“使当事人产生诚信磋商以订立本约的义务”。换句话说，在笔者看来，“必须磋商说”和“应当缔约说”并不存在根本区别，区别仅在于，前者侧重描述过程，后者侧重描述结果。
　　“内容决定说”则试图通过区分内容的确定性来界分预约合同的效力：若预约中已具备了本约的主要或者必要条款，则产生应当缔约的效力；若预约的内容非常简略，本约的主要内容需留待日后磋商且当事人仅有进一步磋商的意思，则产生必须磋商的效力。[27]抛开前面关于区分“必须缔约”和“必须磋商”的质疑不管，这一理论的问题还在于，究竟如何才算是“具备了本约的主要或者必要条款”，如何算是“内容非常简略”，这同样难以区分。根据《合同法解释（二）》）第1条的规定，只要确定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就能满足预约合同的内容确定性要求。而另一方面，当事人就买卖合同的各种内容都可以进行进一步磋商，因此，买卖合同的主要条款本身就有一个开放性的范围。这意味着，在足以确定预约到足以确定本约之间，存在着基于合同解释的方式补全本约内容的广泛空间。在这个范围内，当事人都存在着诚信磋商以订立本约的义务。如果此种观点可以成立，那么，前文所提到的约定诚信磋商义务的合同可归入预约范畴自不待言。
　　如此理解预约合同的效力，也许有学者会提出质疑—即使不订立预约，当事人同样存在诚信磋商以订立本约的义务。学理上认为，基于《合同法》第42条的规定，如果存在不当中断磋商的情况，应当归入该条第3项“其他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当事人应当承担相应的缔约过失责任。[28]那么，预约与缔约过失责任是否会发生效力上的重合呢？换句话说，预约制度还有独立存在的必要吗？
　　事实上，早期（19世纪末）预约制度之所以能够在德国和意大利确立和发展，某种程度上恰恰是为了弥补缔约过失理论之不足。在耶林所创立的缔约过失理论中，缔约过失责任（Cupla incontrahendo）建立在过错（Cupla）归责的基础之上，并局限于合同无效或不成立时无过错的当事人主张信赖利益赔偿的场合。[29]以诚信原则为基础建构扩张当事人的先合同义务，包括诚信磋商的义务，明确的立法尚在1942年《意大利民法典》之后。[30]即使在现行法上，预约制度同样发挥着与缔约过失责任制度不同的功能：首先，基于缔约自由的原则，在缔约过程中，只有在特定情况下当事人才例外地负有磋商义务；[31]而在预约产生的义务中，诚信磋商是积极的合同作为义务；其次，在举证责任承担上，缔约过失责任下原则上需要由权利人来证明自己存在合理的信赖，同时对方的行为违背诚信，而在预约产生违约责任时，原则上权利人只需要证明对方存在不订立本约的事实即可，而由后者来证明自己不订立本约的行为符合诚信原则；再次，缔约过失责任中并不存在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问题，而在预约中，当事人可以通过定金条款、违约金条款或者免责条款等改变自己承担违约责任的范围和程度；最后，缔约过失责任原则上仅生《合同法》第42条“损害赔偿责任”的问题，国内通说倾向于将缔约过失责任下的赔偿限缩为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32]而违反预约要承担的是违约责任，并不局限于损害赔偿。对此，本文第四部分将作详述。当然，从广义上看，预约下的诚信磋商义务同样属于（本约）缔约过程中磋商义务的范畴，这也导致了在后文讨论的损害赔偿问题上，两者可能发生重合。
　　需要补充的是，预约仅生债的效力，不能对抗第三人。如买卖预约之出卖人将预约标的物出卖给第三人，预约买受人不得主张该买卖合同无效。[33]此点在坚持物权行为独立性的德国法上自然不是问题。在奉行合意原则的意大利和法国，由于正式的买卖合同一经订立，就产生物权变动的效果，因此预约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缓和合意原则、阻却标的物所有权移转的效果。有学者甚至指出，在预约制度最为发达的意大利，预约实际上等同于德国法上的买卖合同本约，而本约则类似于德国法上的物权合意。[34]意大利司法实践中，在确定究竟属于本约还是预约存在困难的场合，也往往以能否产生物的移转效果作为认定的重要依据。[35]由于预约仅生债的效力，为了保障不动产买卖预约权利人的利益，避免出卖人将标的物出卖给第三人，意大利还专门修改民法典中的登记制度，在第2645条第2款中明确了预约登记的相关规定。实际上，在保障买受人的利益方面，意大利法的预约登记与德国法上的预告登记发挥着类似的功能。《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第20条第1款规定了预告登记制度。基于保障买受人利益的相同法理，应对“买卖房屋或者其他不动产物权的协议”作扩大解释，将不动产买卖预约合同纳入调整范围。
　　四、预约合同的违约救济
　　（一）关于违约责任
　　《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2条规定“一方不履行订立买卖合同的义务，对方请求其承担预约合同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预约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合同法》第124条规定，“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适用本法总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那么，《买卖合同司法解释》与《合同法》第7章“违约责任”（尤其是第107条违约责任一般规定和第114-116条关于违约金和定金的规定）以及第6章第97条关于合同解除效果的规定之间存在何种关系？
　　1．关于继续履行
　　关于预约能否享有继续履行或强制缔约的违约救济，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
　　否定说认为“本条解释未赋予预约权利人请求强制预约义务人履行订立本约之权，是因为：依据合同法关于合同自由原则的规定，当事人对于是否订立合同有完全的自由，不受他人和组织的强制。如法院强制当事人订立买卖合同，将剥夺当事人的意思自由，而与合同自由原则相悖。因此，强制订立本约，属于合同法第110条第（1）项所谓‘法律上不能履行’”。[36]
　　肯定说认为，预约合同中的债务人所承担的缔约义务，是债权人基于双方共同签订的预约奠定的交易基础或事先约定条件作出订立本约的意思，而非简单地在合同书上签字或盖章。除非合同无效，否则当事人主张履行合同下的义务，恰恰是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若债务人拒绝缔约，则债权人可以借助于判决的法律效力视为获得了被告应当作出的意思表示，从而达到强制债务人履行缔约义务的目的，此种强制履行的方式并不足以影响合同自由原则。大陆法系的德、日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理论和实务均采此立场，便是佐证。[37]当然，强制签订本约并不等同于强制当事人履行本约下的义务。[38]
　　内容区分说借鉴英美法上的经验，将预约分为“未包含主要条款的预约”和“包含主要条款的预约”。[39]对于“未包含主要条款的预约”而言，双方当事人只是进入初步磋商阶段，对于本约的具体条款未有具体的约定，而是留待进一步磋商。达成此种预约的双方当事人，仅负有诚信磋商的义务，而并未负有将来一定要达成合同的义务，最后即使一方不履行缔约义务，另一方也不能主张实际履行和要求履行利益的损害赔偿。而在“包含主要条款的预约”中，双方当事人对于未来欲达成的本约的主要条款已经形成一致意见，此时双方当事人对未来达成本约具有合理的期待，通过合同的补充、解释等原则，双方能够达成一个独立完整的合同。这种预约不仅可以要求实际履行，甚至可以主张本约的履行利益。[40]当然，实践中也不乏判例甚至直接将包含主要条款的预约认定为本约，支持当事人主张本约履行利益的作法，虽然起到了“曲线救国”的效果，但有违《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5条的文意，容易产生预约与本约认定上的随意性。
　　针对这些争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起草小组坦言，“在论证过程中始终处于犹豫状态……宜将该问题留给学术界进一步深入研究，留待审判实践去进一步检验”。[41]
　　笔者以为，在预约能否实际履行的问题上，采物权变动合意原则的意大利法和采物权行为独立性的德国法的实践经验颇具启示意义。在1942年《意大利民法典》颁布之前，理论界倾向于否认预约能够实际履行，并认为缔结本约的行为属于不可代替的作为义务，理由与前述否定说颇为相似。也有的学者从预约的范围和内容确定性要求出发，推导预约得否实际履行的问题。[42]而《意大利民法典》第2932条规定“有缔结合同义务的人未履行义务的，在有可能且不违反约定的情况下，另一方当事人可获得使未缔结合同产生效力的判决。”[43]有意思的是，立法上的明确导致了随后的理论发生了根本转向—人们不再讨论预约的效力问题，反过来思考如果要取得这种判决，预约应该具备的确定性和形式要求问题。[44]由于预约可以被强制执行，同时判决能产生物权变动的效果，因此在意大利法上，预约往往具有较高的确定性要求，而随后的本约内容只是通过正式的公文书的方式重复了预约的内容。预约和本约的高度相似，使得理论界一直困扰于如何厘清本约与预约的关系，进而对预约的存在价值产生质疑。更有学者敏锐地意识到，一旦将预约限缩于内容接近本约的程度，预约制度就越来越僵化了，缔约过程中的其他大量文本（本可纳入预约制度调整）就会流离于法律调整之外，这并不符合现代社会日渐复杂的缔约交易实践。[45]
　　在德国法上，尽管《德国民事诉讼法典》第894条规定判决可以替代被告作出缔结合同的意思表示，但预约制度并没有发展起来，理论和实务鲜有关注。究其原因，根本上有四：一是由于德国关于缔约过失制度的理论和实务日渐发达，以诚信原则为基础扩大对当事人“先合同利益”的保护，部分稀释了人们对预约制度的现实需求；二是通过物权合意实现所有权变动，不需要通过预约来阻却所有权移转，可以更好地保障出卖人的利益；三是预告登记很好地保障了买受人的利益，避免出卖人一物二卖；四是由于可以强制执行，德国法上的预约同样需要具备较高的内容确定性和满足一定的形式要求，尤其是预约需要制作成公证文本和缴纳相关税收，从而增加交易成本。所以实践中当事人往往会选择直接订立买卖合同本约。[46]近年来，德国法上也出现了弱化预约的内容和形式要求的趋势。在一方违反预约义务的时候，另一方也往往倾向于主张损害赔偿而非实际履行。[47]
　　意、德两国的实践说明，对预约能否实际履行或者强制执行不能作一刀切的判断。如果绝对支持预约的实际履行，一方面未必符合缔约阶段当事人的具体利益需求，另一方面也会使预约的认定被课以过高的内容和形式要求，使得大量本该纳入预约调整的合同流离于预约规则之外。不过，笔者也不完全赞同内容区分说的观点。在笔者看来，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解读《合同法》第110条规定的“法律上不能履行”。真正决定预约能否履行的关键因素并不是合同存在多少未决事项或者预约内容上是否包含了本约的主要内容，毋宁是在预约合同订立时，这些未决事项究竟属于何种性质。未决事项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主观未决事项，即当事人之间就待决事项的内容在主观意图上无法达成一致，希望未来再予明确的事项；另一种是客观未决事项，即当事人之所以无法就待决事项达成一致意见，并不是因为当事人主观上的犹豫态度，而是因为存在一些客观障碍，导致在订立预约时双方无法达成共识。比如，在商品房买卖中，基于商品房建造和交易的特殊性，当事人订立预约时往往无法对具体交付和办证时间、最终房屋面积等事项达成一致，而需要在订立本约时才能确定。笔者以为，对于主观未决事项，当事人本身对于交易的成立持保留态度，法官显然不能代替当事人补全未决事项，促成交易，否则的确干扰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空间；而对于客观未决事项，只要法官可以利用合同解释的客观规则补全本约相关内容，就可以实际履行，并不构成对当事人自由的僭越。在后一种情况下，甚至可以借鉴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做法，对缔结本约和履行本约的诉讼进行合并。当然，究竟属于主观未决还是客观未决事项，需要法官根据预约订立时的具体情势、合同文本内容表述、当事人主观意思解读等进行综合判断。
　　2．损害赔偿
　　关于违反预约的损害赔偿，依据《合同法》第124条的规定，在其他法律和合同分则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原则上应该适用合同总则的相关规定。关于合同损害赔偿的一般规定，《合同法》第113条第1款明确，“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问题是，如何理解预约合同之“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仅指订立本约还是包括订立本约后可以获得的利益，即本约的履行利益？理论上讲，如果“订立本约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中不包含本约的履行利益，那么，赔偿预约的履行利益—订立本约的利益，无非是开具了一张“空头支票”。意大利法就明确认为，违反买卖预约合同中的缔约义务，权利人可以主张履行利益的损害赔偿，要求标的物市场价格和预约中约定价额的差值。不过，令人困惑的是，如果像意大利法那样肯定预约的履行利益赔偿（进而等同于买卖合同本约的履行利益赔偿），虽然可以通过预见性规则等来限制其损害赔偿的范围，不至于造成大的冲击或不公平感，但必然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预约和本约的区别究竟在哪里？是不是应该在拘束力、损害赔偿上等等，都应当有所区别？
　　正因如此，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起草小组认为，在违约责任上，预约和本约的最大区别之一在于预约合同违约没有可得利益损害。与笔者的理解不同，起草小组认为“预约合同的履行只是发生签订本约合同的行为，即建立一个新的合同关系。预约合同履行行为本身并无任何交易发生，没有生成任何经济利益。若未达成本约，仅是丧失一次订立合同的机会，并无可得利益损失。”[48]起草小组进一步认为，相对于本约而言，预约其实处于订立本约的先契约阶段。违反预约的行为既是预约违约行为，也可以视为本约的缔约过失行为。预约的损害赔偿应相当于本约的信赖利益赔偿，同时以不超过履行利益为限。[49]“在最高不超过履行利益的范围内，由法官从利益平衡和诚实信用、公平原则出发，结合案件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守约方的履约情况、违约方的过错程度、合理的成本支出等因素，酌情自由裁量”。[50]
　　司法解释起草小组将预约纳入本约的缔约阶段思考损害赔偿问题，看到了预约合同性质上的特殊性，值得肯定。但将预约的赔偿范围局限于本约的信赖利益赔偿之内，依然有商榷的余地。在这一方面，学术界对于缔约过失责任下损害赔偿范围的研究成果颇具启示意义。有学者指出，决定缔约过失责任下损害赔偿范围的并不是信赖利益还是履行利益之区分，而是看是否存在《合同法》第42条规定的缔约过失与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51]也有学者从缔约阶段论的视角出发，认为缔约过失的损害赔偿范围应根据缔约所处的交易阶段进行区分。“如果同意现代可能涉及缔约过失的复杂交易，其规范关系为渐进渐出，而非全有全无，则这种纯粹以契约有没有成立生效来决定的形式观点，显然不能反映交易的需要。损害赔偿责任所要求的原因行为与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本来就不需要强到‘充分必要条件’的程度，因此如果订约已至成熟阶段，而若无缔约过失已确定可订立有效契约，则仍说履行损害与该过失行为无因果关系，与民法损害赔偿责任的实害赔偿原则，显然已经违背”。[52]比照这种缔约过失责任的处理办法，预约合同的损害赔偿问题同样可以根据缔约阶段的成熟度进行区分。对此，某意大利学者有个形象的比喻，即将预约比作是“未脱茧的蝉蛹”—如果把脱茧的过程看作订立本约前的过程，那么，这种预约的存在空间也是很广的，预约可能包括初期的预约和待成熟的预约，以及无限接近本约的预约。[53]因此，一旦将预约纳入到本约缔约阶段的视角进行考察，对违反预约究竟应该如何赔偿，可以根据缔约所处的状态进行判定。具体而言，要根据违约行为所侵害的债权人利益的大小以及违约行为和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判断，进而通过《合同法》第113条的可预见性规则进行限缩。总体而言，交易越成熟、越接近本约的订立，在损害赔偿上就越靠近本约履行利益的损害赔偿，当事人也往往越能预见到不订立本约给守约方带来的损害。相反，则越靠近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甚至不作赔偿。在判断交易的成熟度上，前述关于主观未决事项和客观未决事项的区分也能发挥重要的作用。如果当事人之间尚存在许多主观未决事项，说明交易还远不够成熟，而如果仅剩一些客观未决事项有待事后确定，则往往说明缔约过程已经接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