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责任倾向——对当前医疗纠纷诉讼审判的思考

王琼书 曹清


我国现有法律表明医疗侵权诉讼适用过错责任原则[1]，但仔细分析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通知或最高人民法院主要领导的讲话精神以及一些判决案例，不难看出我国医疗诉讼审判有对医方采取严格责任的倾向，医疗机构面临着“有过错要赔偿，无过错要和解”的尴尬局面。
一、医疗争议诉讼属于一般侵权诉讼，适用于过错原则
一般认为构成侵权行为要有四个要件：行为人行为的违法性，行为人有主观过错，有损害后果，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有因果关系。在我国侵权损害赔偿存在三个归责原则，即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公平责任原则。《民法通则》)第106条规定，过错责任原则适用于一般的侵权行为，无过错责任原则调整的是法律明文规定的特殊侵权损害赔偿的责任归属问题。侵害他人财产、侵害他人知识产权、侵害他人生命、健康、侵害他人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以及法律法规没有作出特别规定的其他侵权行为，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民法通则》第121～124条和第127条规定了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情形，如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等。而对那些既不属于过错责任原则调整范围,又不属于无过错责任原则调整范围的侵权损害,如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致人损害而监护人尽了监护责任的特别案件,则由公平责任原则来调整。由于医疗纠纷并未被《民法通则》列为特殊侵权,故在医疗纠纷处理中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于法无据。对照《民法通则》有关监护的规定,医院不是病人的监护人,因此用公平责任原则处理医疗纠纷无法律依据。所以,医疗侵权诉讼只能作为一般损害赔偿案件适用过错责任原则[1]。高法在“关于执行《民法通则》若干意见”中对精神病患者的特殊损害指出适用过错原则，医院无过错就不赔偿。其实对所有医疗侵权诉讼都适用过错原则，而不是象某些基层人民法院在医方无过错情况下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或公平责任原则，向患方倾斜，认为有损害必判赔偿，无原则地判决医疗机构进行赔偿。所以,医疗侵权诉讼只能作为一般损害赔偿案件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但是法学界对此存在异议，如学者王利明认为医疗事故责任应归于严格责任[2]。
二、严格责任责任特点
对于严格责任（strict liablility）定性和适用，在法学界一直存在争议。严格责任见于英美侵权行为法中，是一种特殊的归责原则，在大陆法系的侵权法以及我国侵权行为法中，并未直接使用这一概念。一般认为，从比较的角度来看，严格责任在功能上兼容了传统的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的特点，它事实上是介于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之间的中间责任。
《牛津法律大词典》将严格责任解释为“一种比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而应负责的一般责任标准更加严格的一种责任标准。但这种责任标准也不是绝对责任，它是一种由制定法规定的标准，如果应该避免的伤害事件发生，则当事人必须负责，而不论其尽到了怎样的注意和采取了怎样的预防措施。如果承担严格责任，则仍有一些（尽管是有限的）对责任的抗辩理由可以援引，但当事人已尽到合理的注意不能作为抗辩的现由”。严格责任属性：①它与过错责任一样，是一种责任标准；②与过错责任（由于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而须负一般责任）相比较，它更为严格；③在有限的抗辩理由中，当事人（被告）不得以无过错（尽到合理注意）为抗辩条件；④它不同于绝对责任。严格责任的主要功能是：①补偿功能，严格责任“以保护受害人为中心”，其适用通常与发达保险制度联系在一起，它需要通过责任保险甚至社会保险来分担风险；②预防损害的功能，严格责任让损害造成的成本高于避免损害的成本，使行为人最大努力避免损害发生；③实现实质正义的功能，由于受害人无法完成过错举证责任，对行为人采取严格责任可以实现对受害人的充分补救，实现对弱者保护，体现实质正义[2]。
由于适用严格责任原则会加重行为人的责任,因此需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情形来适用。
三、医疗诉讼审判的严格责任倾斜
（一）医疗争议审判中法律适用的新动向
由于我国特殊的立法体制，最高人民法院经常以司法解释或谈话形式扩大法律条款的外延和适用范围，影响司法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四条第八款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严格责任主要通过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实现。医疗争议诉讼中，医方举证不能则败诉。
我们通过对严格责任的主要表现来解析医疗诉讼中的严格责任。
1.严格责任中原告对被告造成的损害是否具有过错无须举证。在严格责任中受害人不需要对行为人是否具有过错进行举证，受害人只需要对因果关系举证。在医疗损害争议案件中，患者只需就其与医疗机构之间存在医疗关系并发生医疗损害的事实提供举证责任。原告对被告造成的损害是否具有过错无须举证导致医疗争议诉讼门槛降低。
2.严格责任中免责事由是受到限制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33条规定了六条不属于医疗事故的情形，而且条例第49条第2款赋予“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权利。这些条款被认为是医方的免责事由。但是这些狭小的免责条款基本上被后续的高法通知或谈话取消。最高人民法院黄松有副院长指出：“人民法院在审理因医疗行为而发生的损害赔偿案件时，对于鉴定机构认为不构成医疗事故，但经审理能够认定医疗机构确实存在民事过错、符合民事侵权构成要件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以保护患方的合法权益”。同样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表示“《条例》只是从特别规定的意义上解决了医疗事故这一特殊侵权类型纠纷的责任问题，对于不属于医疗事故的一般侵权纠纷，应按《民法通则》处理”，“对于《条例》第49条第2款应理解成为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能按照《条例》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但是该规定并没有免去其按照《民法通则》有关规定应当承担的侵权民事赔偿责任”[3]。很明显，司法审判机构认为《条例》只对医疗事故有处分权，对于非医疗事故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条例》免责条款不具有约束力。《条例》的免责条款形同虚设。
3.严格责任中加害行为与损伤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是推定的。如果单纯以事实而言，患方受到的所有损害在表象上几乎都与医疗行为有因果关系，手术具有创伤性、药物具有毒副性，癌症的诊断给患者造成心理伤害。而且从价值判断立场来说，无论在社会认知或法学理论上，均认为医疗行为具有合法性。在司法实践中，患方需要证明的损害因果联系只是一种初步的，表面的因果关系，是否存在法律上因果关系需要推定或基于法官的考量。严格责任与一般过错的区别在于：一般侵权诉讼采取“谁主张，谁举证”，而严格责任采取举证责任倒置，将过错举证负担转移给被告，加重被告的举证责任。严格责任其实是一种特殊的过错推定，行为人不能举证证明法定抗辩事由存在，则推定其有过错，从而承担责任。《证据规定》要求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医方举证不能则推定医方过失。
（二）典型严格责任审判案例
【患者手术死亡案件】患者因肿瘤入院，行手术治疗。在切除肿瘤时由于肿瘤组织腐脆，与周围组织粘连严重，术中发生DIC导致严重渗血，医师立即给予积极处置。患者终因多脏器功能衰竭抢救无效死亡。死者家属以医方治疗不当导致患者死亡为由提起诉讼。医院答辩认为，整个治疗过程无过错，原告出现DIC是其疾病发展的结果，肿瘤本身和手术治疗均可引起DIC，术前对患方告知手术危险，已获取患方同意，而且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该事件不构成医疗事故，医疗行为本身无过失。法院认为患者死亡与其疾病转归有关，但该医疗机构是教学医院，应该比普通医院具有更强的注意义务，术前、术中应该考虑更为详细，最后判决医方承担20％责任。这起案件体现了强势对弱势的救济。事实上，法院也承认不能明确推定医院在本案中负有责任，只是立足保护患者的利益进行而判决。在本案例中判决院方承担责任较轻，法院也是考虑患者死亡是在原有疾病基础发生的不良事件。严格责任强调责任是严格的，加重了行为人的责任，并非绝对不考虑行为人和受害人的过错。
【时某过敏死亡案件】某日凌晨6点,患者时某到某卫生院求医，诊断为普通感冒。因为是急诊时间，医生给予丁胺卡那霉素点滴治疗。在静脉输入丁胺卡那霉素时，患者出现过敏性休克，抢救无效死亡。尸体解剖表明,患者是特异体质致药物过敏死亡。患者家属提起诉讼。诉讼中经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鉴定此事件不属于医疗事故，医方在治疗和抢救过程不存在过错。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虽然被告在对受害人诊疗抢救过程中没有过错,但患者的死亡与卫生院的诊疗行为之间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医方应该承担责任，判决赔偿原告21万元。卫生院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予以驳回，维持原判。严格责任的特点是加害人不得以无过错为抗辩理由，本案例中医疗机构的无过失抗辩无效。对于无过失的医疗行为适用严格责任是否妥当，值得商榷。在司法实践中，审判机构不问过失而单纯应用因果关系采取严格责任、甚至无过错原则判决是医疗机构面临最棘手最无奈的困境。
四、对于医疗行为中严格责任的思考
严格责任与过错责任相比，其职能从教育、预防的作用向赔偿作用倾斜；它是形式正义向实质正义的转变，是过错责任向公平责任的转变，是个人权利向社会责任的转变，强调对社会利益的保护。对医疗行为实施严格责任的初衷，相信是为加强对弱势群体救助，寻求社会稳定。医疗诉讼之所以举证责任倒置，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近年来全国各地出现多起病员殴打医生或死者家属抬尸游行的社会不安定因素严重影响社会稳定，是由于患方在诉讼中不能举证。为保护病员依法享有的合法权利，在医疗侵权诉讼中采取举证责任倒置，在较大程度上可以缓解医患之间的社会矛盾，为病员实现自己的权利提供确实可行的救济途径。但是近年来的事实表明实施了举证责任倒置也没有减少恶性医患冲突的发生[4]。
严格责任以法律手段使医务人员在医疗工作中严格遵守各项有关法律法规，按医疗制度和操作常规进行工作，做到仔细认真，对可能出现的各类医疗意外和并发症采取足够的防范措施，尽力做好注意义务，充分履行告知义务，避免非正常医疗损害的发生，减少医疗缺陷，杜绝医疗事故。但是临床医学是一门经验科学，医疗行为具有损害特性，由此衍生的风险是人类的共同风险，而不是医生这个单一职业的风险，而且医疗损害往往存在“一果多因”，片面强调医方的严格责任并不利于医学的发展。如中国医疗诉讼第一案，湖北省某医院龙凤胎损害赔偿案，医院无法举证患儿脑瘫与母体病毒感染和死胎分娩史有关，也无法举证患儿脑瘫与一过性低温无关，最后医院败诉，承担高达296万元的经济赔偿。毋庸质疑，这样容易激起医疗的负面反应，使整个医疗行为趋向于保守性，如目前防御性医疗盛行就是最明显的表现[4]。
作者赞成对医方行为采取严格要求，毕竟医务人员担负的是特殊社会任务，面临的是人的生命，应该比一般人员具有更高的注意义务。实施严格责任，是对医务人员提出更高的要求，可以促进其提高诊疗水平，在诊疗过程中增强其注意义务。但是作者认为我国并未实施真正的意义上的严格责任，仅仅是在对医务人员的要求适用严格责任，而并未按国际通行严格责任原则确立赔偿范围上的特定限制。无论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对严格责任往往有最高额限制，原因在于严格责任是对不幸损失的的合理分摊，如果法律对最高赔偿限额没有强制规定，则会过多的加重行为人的责任。而且严格责任的广泛适用大都伴有发达的责任保险。作为保险业最发达的美国，大量而高额的诉讼使大量医生更改执业场所和范围，甚至改行，医疗保险业面临崩盘的危险，最近美国国会考虑为医疗损害赔偿最高限额实行限制。我国尚缺乏成熟有效的医师执业风险保险，医疗事故保险刚刚起步，制度尚未健全完善。我国《民法通则》对一般侵权赔偿范围原则上没有设立最高限制，适用于完全赔偿原则。在我国医疗争议诉讼中，构成医疗事故按《条例》相对定额化赔偿，而不构成医疗事故按《民法通则》进行完全赔偿，结果出现是事故少赔，非事故多赔的悖论。作者反对以法律手段单方面加重医方责任而不加强保险与社会救济职能，在责任认定上对医方适用严格责任，而在赔偿上却适用完全赔偿。
作为人民陪审员，作者经常参加辖区内法院涉及医疗争议的诉讼审判，也体谅审判机构为构建和谐社会、加强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救助，减少患方不满判决的上访所做出的判决，但是作者坚持认为构建社会和谐不能牺牲司法公正，我们需要的是法律范围内的和谐发展。我国用不到世界卫生费用的1%成功维护了世界22%人口的生命和健康，但是我们必须反思这1%和22%的关系。在我国，医疗行业仍是社会福利事业的一部分，大多数医疗机构属于公立机构，具有公益性和非盈利性。医疗活动具有被强制缔约性，《执业医师法》规定“对危急患者，医师应当采取紧急措施及时进行诊治；不得拒绝急救处置”。无论何人、无论何种原因，只要患了急危重症，只要生命健康权受到威胁，无论有钱与否，任何医院都必须接诊，医务人员必须无条件抢救。这是法律将公民生命健康权的保障强加于医疗机构，这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一致做法，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卫生急救缺乏民政和慈善支持，对于无钱的危急重症患者，医疗机构对其进行的救治基本上是无偿的，以作者单位为例，每年无法收回的此类医疗费用以百万计算[3]。法院审理医疗赔偿案件时，在保护所谓“弱势群体”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要保护医院和医生，严格遵循法律的规定，以利于整个医疗事业的发展。立法、司法裁判机构应恰当的平抑医疗诉讼，如果更多的支持和鼓励医疗诉讼，必然导致医方利益的过度损害。对一方利益的过度损害，最终必然影响到另一方的根本利益的存在。这样双损的结果绝对违背了立法的初衷[5]。值得庆幸的是审判界已经意识到这点。最高人民法院肖扬院长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上明确指出,维护法律的尊严,还要求法院正确处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关系。司法可以促进社会和谐,但和谐不是不要正义,不是不顾原则。我们所追求的和谐必须是公平的和谐,正义的和谐,不论是判决也好,还是其他的纠纷解决方式如司法调解,都不能牺牲公平和正义来求得短暂的和谐。不遵守法律,不讲原则,没有标准,和谐也不会长久,甚至司法的软弱会助纣为虐,导致更多纠纷的发生[6]。
医疗诉讼的快速增加是特定时期的特定产物，有其深刻而复杂的社会背景[7]。严格医方责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部分民众对医疗机构的愤懑情绪，方便大众利用法律武器保障自己权益，也简化了法官工作的程序，加大了对患者的救济，但它是否能够真正解决医疗争议，促进医学进步，保证医学科学健康发展，还值得商榷。相信随着社会不断进步，法律进一步健全，政府职能进一步落实，社会救济进一步加强，医疗保险进一步完善，民众的认识逐步提高，社会成员从社会整体利益的广阔角度摆正自己的视角，理解医疗卫生工作的全民意义，理解医疗工作特殊性的时期，终会到来。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


云南省农作物种子条例

　
（２００８年 ３月２８日云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省人大常委会公告

（第４号）

《云南省农作物种子条例》已由云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于２００８年３月２８日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０８年６月１日起施行。

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２００８年３月２８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和合理利用农作物种质资源，规范农作物品种选育和种子生产、经营行为，维护品种选育者和种子生产者、经营者、使用者的合法权益，提高种子质量，推动种子产业化，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品种选育和农作物种子（以下简称种子）生产、经营、使用、管理等活动，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种子产业发展规划，加强种子产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将种子管理、救灾备荒种子贮备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

省人民政府设立专项资金用于种质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种子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种子管理机构依照本条例的规定，负责种子的管理和监督工作。种子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参与和从事种子生产、经营活动。

公安、工商、质监等其他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依法做好种子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救灾备荒种子贮备制度。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农业生产发展规划，确定种子的贮备品种和数量；种子管理机构负责具体贮备工作。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在种子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种质资源保护

第七条　省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农作物种质资源的保护和管理，定期向社会公布本省重点保护和可供利用的农作物种质资源目录。

种子管理机构负责组织农作物种质资源的调查、收集、整理、鉴定、登记、保存、交流和利用工作，并建立农作物种质资源档案。

第八条　省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农作物种质资源库、种质资源保护区（地）。

州（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需要建立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区（地）。

第九条　对下列农作物种质资源，省种子管理机构应当采取建立农作物种质资源库或者划定种质资源保护区（地）的方式予以保护：

（一）列入国家和省级重点保护名录的天然农作物种质资源；

（二）濒危稀有的农作物种质资源；

（三）具有特殊价值的农作物种质资源；

（四）其他需要保护的农作物种质资源。

第十条　建立农作物种质资源库、种质资源保护区（地），由种子管理机构确定保护范围，制定保护方案，报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组织实施。

经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建立的种质资源保护区（地），种子管理机构应当设立保护标志，加强保护管理。

第十一条　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区（地）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采集或者采伐种质资源；

（二）狩猎、放牧、开垦、烧荒、采矿、旅游等；

（三）倾倒废弃物、排放污水和有毒有害物质；

（四）引进新的物种；

（五）其他危害农作物种质资源的行为。

第十二条　因科研需要在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区（地）采集或者采伐种质资源的，应当经建立该保护区（地）的种子管理机构审核，报同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经批准采集种质资源的利用情况应当报种子管理机构备案，种子管理机构对涉及的科研秘密，应当予以保密。

第十三条　向省外提供云南特有的农作物种质资源，应当向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逐级报省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十四条　从境外和省外引进农作物种质资源的，应当在省种子管理机构监督下进行隔离试种，经风险评估确认安全后方可使用。

引进的农作物种质资源有遗传缺陷或者对省内农作物种质资源、自然生态环境有危害或者可能产生危害的，省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决定停止引进和推广，并商有关部门采取相应的安全控制措施。

省种子管理机构应当对引进的农作物种质资源实施跟踪评价，并公布评价结果。

第三章　品种选育与审定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农作物新品种的选育和开发，扶持专业化良种繁育基地建设。

建立专业化良种繁育基地应当符合种子产业发展规划。

第十六条　主要农作物品种在推广前，应当通过国家级或者省级审定。省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设立的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以下简称省审定委员会）负责省级审定工作。

第十七条　省种子管理机构应当组织开展非主要农作物优良品种登记，向社会推荐优良品种。登记内容包括品种来源、特征特性、生产试验及植物检疫情况等。

需要登记的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的目录，由省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确定并向社会公布。

第十八条　非主要农作物优良品种的登记，由省种子管理机构设立的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委员会（以下简称省登记委员会）负责。

申请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向省登记委员会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书（包括申请人名称、地址、邮政编码、联系人、联系方式、国籍，品种选育的单位和个人，建议的实验区和栽培要点，品种选育报告）；

（二）作物种类、名称、品种（含杂交种亲本）特征描述、标准图片以及品种的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证明材料；

（三）对转基因品种还应当提供农业转移基因生物安全证书。

省登记委员会应当自收到申请书之日起５日内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决定受理的，自受理之日起，经一个生长周期试验结束后３个月内作出审查决定。

申请人应当自收到受理通知之日起１个月内交纳试验费和提供试验种子。对于交纳试验费和提供试验种子的，由省登记委员会安排品种试验。逾期不交纳试验费或者不提供试验种子的，视为撤回申请。

第十九条　省审定委员会和省登记委员会可以在具有生态多样性的地区设立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小组或者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小组，承担适宜于在当地推广应用的农作物品种的初审工作。初审通过的农作物品种报省审定委员会审定或者省登记委员会登记。

第二十条　本省审定或者登记通过的农作物品种在生产使用过程中，出现不可克服的缺陷或者严重退化的，省审定委员会或者省登记委员会应当提出中断或者终止推广的意见，报省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审核确认后发布公告，停止经营、推广。

第四章　种子生产

第二十一条　在本省申请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并达到下列要求：

（一）生产常规种子（含原种）和杂交亲本种子的注册资本１００万元以上，生产杂交种子的注册资本５００万元以上；

（二）有种子晒场５００平方米以上或者有种子烘干设备；

（三）有必要的种子检验和仓储设施；

（四）有经省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考核合格的种子检验员２名以上、专业种子生产技术人员３名以上。

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由种子管理机构按照管理权限审查后，报有审批权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一个品种一个许可证的原则核发。

第二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种子，不得投入商品种子生产：

（一）应当审定而未经审定通过的；

（二）应当登记而未经登记的；

（三）亲本或者原种不合格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三条　生产商品种子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将当年生产的品种、地点、面积、技术力量等资料报当地县级种子管理机构备案。

种子生产应当建立规范的田间生产档案。每一批（次）种子生产档案保存期至少为３年。生产档案的格式由省种子管理机构制定。

第五章　种子经营

第二十四条　种子经营许可证由种子管理机构按照管理权限审查后，报有审批权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种子经营者凭经营许可证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办理或者变更营业执照。

第二十五条　农民出售、串换自繁自用剩余种子的，应当接受种子管理机构的检查和管理，并遵守以下规定：

（一）出售、串换的种子只能是当地推广的常规种子；

（二）出售、串换的种子不得超过当年自用种子数量；

（三）出售、串换的种子质量合格，品种真实，不得弄虚作假。

第二十六条　经营不再分装的原包装种子或者受具有种子经营许可证的种子经营者委托代销种子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与其经营相适应的固定经营场所；

（二）种子经营人员应当具备种子鉴别和使用的基本技术知识，并经种子管理机构考核合格；

（三）有必要的种子保管和贮藏条件。

经营不再分装的原包装种子或者受具有种子经营许可证的种子经营者委托代销种子的，应当到所在地县级种子管理机构备案，领取种子经营备案书。经营备案书应当放置在经营场所的明显位置。

第二十七条　种子代销者应当按照委托者所提供的品种和数量代销，不得超委托范围经销。禁止种子代销者再委托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代销种子或者将种子拆包销售。

第二十八条　委托印制种子标签的，应当向承印者出示种子生产许可证、种子经营许可证、检疫证明以及其他相关证明；未出示的，承印者不得印制。

第二十九条　种子经营者应当建立种子经营档案，并将经营的品种、数量等报当地县级种子管理机构备案。种子经营档案的格式由省种子管理机构制定。

第三十条　种子生产者与种子经营者之间或者种子经营者之间经销每批种子，购销双方应当按照规定取样、封存。封存样品保存到该批种子用于生产收获之后才能处理。

第三十一条　禁止经营下列种子：

（一）应当审定而未经审定通过的；

（二）应当登记未经登记的；

（三）应当包装而未包装或者包装不合格的；

（四）没有标签、标签残缺、标签不清，擅自修改、涂改标签内容，或者标签内容不符合规定的；

（五）假冒、劣质的；

（六）转基因种子未标注“转基因”字样的。

第六章　种子使用

第三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推广先进适用的农作物品种。

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或者种子生产经营企业推广或者销售的农作物种子，在未种植过的生态区域推广或者销售前，应当在县以上种子管理机构监督下进行一个生产周期的试验种植，并出具先进性和适用性的书面证明，方可推广或者销售。试验种植的具体管理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三十三条　种子使用者因种子质量问题遭受损失的，可以向出售种子的经营者或者种子代销者要求赔偿，要求赔偿的范围包括：

（一）购种价款；

（二）购买种子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种子保管费、鉴定费、误工费等；

（三）可得利益损失。

对可得利益损失，双方有合同约定的，从其约定；没有约定的，按照同种类农作物在本乡镇前３年的平均产量减去当年实际产量，再乘以相同品种当年的产地收购价计算。无法确定前３年平均产量的，按照当年该类农作物在本乡镇的平均产量并按照相同品种当年产地收购价计算；无同类农作物的，按照资金投入和劳动力投入的１倍以上３倍以下计算。

种子代销者对种子使用者遭受的损失无过错的，在向种子使用者赔偿后，有权向责任方追偿。

第三十四条　省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向社会公布推广、限制、禁止使用的农作物品种。

第七章　种子质量

第三十五条　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应当具备相应的检测条件和能力，依法经计量认证，并通过省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考核合格。

省种子管理机构负责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机构、企业种子质量检验室和种子检验员的考核工作。

第三十六条　农作物种子管理机构应当组织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机构进行种子质量抽查，并公告抽查检验结果。

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使用者应当如实提供种子的真实情况，无偿提供检验样品。

第三十七条　种子生产、经营者应当建立种子质量的内部监控制度。

种子生产、经营者可以委托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对其生产、经营的种子进行田间检验和室内检验。种子质量检验机构承担委托检验时，检验费由双方约定或者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委托人收取。

第三十八条　种子使用者在种植前认为种子有质量问题的，可以向当地种子管理机构投诉，受理机构应当在５个工作日内组织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机构进行质量鉴定。经鉴定不合格的，不得作为种子使用和销售。

种子使用者在种植后发现种子有质量问题的，可以自发现之日起至农作物收获前，向种植地所在的县级以上种子管理机构投诉，并保持种植农作物的田间自然状态。县级以上种子管理机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组织田间现场鉴定。

对鉴定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在收到鉴定书之日起１５日内，向原种子管理机构或者上一级种子管理机构申请重新鉴定。

第八章　服务与监督

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在不同的种植区域，建立种子试验、示范基地，并鼓励种子选育者、生产者、经营者等建立种子示范点，引导农民科学、合理、安全使用种子。

第四十条　省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农业产业发展规划，定期公布支持推广的农作物种子目录。

列入推广目录的种子，公布前应当经省种子管理机构组织先进性、适用性、安全性和可靠性试验。

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安排专项资金，对农民购买政府支持推广的先进适用的农作物种子给予补贴。

第四十二条　政府设立的种子技术推广机构，应当以试验示范基地为依托，向农民提供种植技术培训、良种推广、病虫害防治等无偿技术服务。

鼓励种子生产者、经营者为种子使用者提供技术咨询服务。

第四十三条　种子管理机构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对种子生产、加工、贮藏、经营等场所进行现场检查；

【下转第七版】

（二）查阅、复制、摘录合同、票据、账簿、标签、出入库凭证、货运单、检验和检疫报告等有关资料；

（三）抽取有关样品；

（四）查封、暂扣涉嫌违法生产、经营的种子。

查封、暂扣涉嫌违法生产、经营的种子的，应当经种子管理机构负责人批准，期限不得超过３０日；需要延长的，经种子管理机构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１５日，需要进行田间种植鉴定的除外。

第四十四条　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种子管理机构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

县级以上种子管理机构的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应当由本级人民政府授权的政府法制机构向社会公告。执法人员应当经过执法培训、考核合格，取得行政执法证件方可执法。

种子管理机构执法人员行使行政执法权时，应当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件，遵守法定程序，公正、文明执法。

第九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规定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实施的行政处罚，委托其所属的种子管理机构实施。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种子管理机构责令改正，没收种质资源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１０００元以上２万元以下罚款：

（一）侵占、破坏种质资源库、保护区（地）的；

（二）擅自采集或者采伐本省重点保护的种质资源的；

（三）擅自向种质资源保护区（地）引进新物种的；

（四）擅自向省外提供本省特有种质资源的；

（五）未按规定进行隔离试种的。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生产、经营、推广下列种子的，由县级以上种子管理机构责令改正，没收种子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１倍以上３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１０００元以上１万元以下罚款：

（一）应当登记而未经登记的；

（二）亲本或者原种不合格的；

（三）包装不合格的；

（四）标签残缺、标签不清或者擅自修改、涂改标签内容的；

（五）生产、经营已经公告停止使用的种子的；

（六）在未种植过的生态区域经营、推广未经试验成功的种子的。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种子管理机构责令改正，没收种子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１倍以上３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１０００元以上１万元以下罚款：

（一）生产、经营种子未按照规定进行备案的；

（二）未按规定取得种子经营备案书或者伪造、变造、买卖、租借备案书的；

（三）种子代销者超范围经营种子或者再次委托他人代销种子的；

（四）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者将包装种子拆包销售的；

（五）未向种子使用者提供种子的简要性状、主要栽培措施、使用条件的说明与有关咨询服务的。

第四十九条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种子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按照规定核发种子生产许可证、种子经营许可证、备案书的；

（二）非法干预种子生产者、经营者、使用者自主权的；

（三）参与或者从事种子生产、经营活动的；

（四）擅自公开或者泄漏被检查者商业秘密的；

（五）刁难当事人、乱收费或者索贿受贿的；

（六）违反本条例规定的程序查封、暂扣种子的；

（七）其他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行为的。

第十章　附 则

第五十条　本条例所称的农作物种子是指用于农业生产的粮食、棉花、油料、麻类、糖料、蔬菜、果树（干果除外）、茶树、花卉（野生珍贵花卉除外）、桑树、非野生中药材、草类、绿肥、食用菌、香料等农作物以及橡胶等热带作物的籽粒、果实和根、茎、苗、芽、叶等种植材料或者繁殖材料。

第五十一条　种质资源库是指收集和保存种质资源的场所。

种质资源保护区是指在原地保存种质资源的场所。

种质资源保护地是指在原生地以外栽培的保存种质资源的场地。

第五十二条　本条例自２００８年６月１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