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医疗公证”的理性思考

李生峰


摘 要：为规避风险，分清责任是非，医患双方签订医疗公证，以期取得法律上的证据效力。医疗公证有利于医患双方加强沟通，充分保障患者的知情同意权，使医务人员轻装上阵，大胆推进技术创新，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同时，也有利于减少医疗纠纷，使医疗机构从众多的医疗纠纷中解脱出来，更好地为患者服务。但是，医患双方是信息不对等的两个群体，对医疗公证的内容，患者方没有抗争的任何优势，而且医疗公证后的医疗行为又缺少医疗服务质量的有效监督，必须加强相关立法工作，建立医疗过失责任保险制度，合理解决医疗风险问题。
关键词：医疗公证，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倒置，利与弊，服务质量

2002年4月1日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中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这与一般的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方式正相反，因而被称为“举证责任倒置”。加上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理》）的颁布实施，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医疗风险责任增大，就会承担更多的举证责任和举证不能所带来的赔偿等责任。为规避风险，分清责任是非，1999年3月4日我国武钢二医院成功地为87岁高龄的患者周梅根实施了人工股骨头置换术，这是我国首例经过公证的手术。 此事经新闻媒体报道后，各地医疗机构纷纷效仿。医疗公证（medical notarization）便成了处理医疗纠纷的一个亮点，褒贬不一。医疗公证是个全新的课题，需要我们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
“公证是国家公证机关按照公民、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的申请，对法律行为或者有法律意义的文书、事实，证明它的真实性与合法性的非诉讼活动。公证制度是国家司法制度的组成部分，是国家预防纠纷、维护法制、巩固法律秩序的一种司法行政手段。” 我国《公证暂行条例》规定：“公证是国家公证机关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证明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文书和事实的真实性、合法性，以保护公共财产、保护公民身份上、财产上的权利和合法利益。”所谓医疗公证应该是公证机关根据医患双方的申请，为划清医疗风险与责任，避免不必要的医患纠纷，依照法定程序，对其法律行为、事件或有法律意义的文书，证明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可行性的一种非诉讼活动。
一、医疗公证产生的社会背景
过去，一般的手术医疗程序由院方决定，要不要手术或施行什么程度的手术都是医师说了算，病人在手术前对手术风险一无所知。随着医疗事业的发展和公民素质的提高，患者对手术的成功预期和对医院的健康保证预期日益提高，于是因术后的不良后果引发的医患纠纷多了起来，患者往往将责任全部推向医方，认为自己虽然同意手术，但并不知道术后会有什么不良后果。《手术同意书》解决了这个问题，它一般将手术可能出现的一切风险和不良后果列出，有的较详细的还将各种风险的几率列出，然后让患方逐条看明，最后在患方完全同意并签字的情况下手术才可以进行。《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医疗机构施行手术、特殊检查或者特殊治疗时，必须征得患者同意，并应当取得其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无法取得患者意见时，应当取得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无法取得患者意见又无家属或者关系人在场，或者遇到其他特殊情况时，经治医师应当提出医疗处置方案，在取得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被授权负责人员的批准后实施。” 手术同意书的主要作用是得到实施手术的许可。但实践中，往往医师交待病情不够，敷衍了事，把这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当作例行程序。结果，发生了医疗纠纷后，医患双方各执一词，是非难以判定。随着“举证责任倒置”的实施，医疗机构的风险意识提高了，于是，就产生了医疗公证，以期取得法律上的证据效力。
二、医疗公证对医患双方来说都是一种可以接受的认知医疗风险、分担风险责任的方式
我们首先来看以下案例：
周梅根，男，87岁，武钢交运公司退休职工。患有股骨颈骨折。股骨颈骨折是老年人的一种常见的疾病，由于股骨颈的血液供应差，常常难以愈合。因此，医生对于老年股骨颈骨折病人常用人工股骨头置换术。面对这样一个高龄、高危的病人，医生们给他进行了周密的术前准备：心电图发现病人有心肌缺血，房室交界性早搏；肺功能检查显示有混合性通气功能障碍；内科会诊诊断为肺心病、心功能不全、慢性支气管炎并肺部感染、右上肺结核。在住院期间，老人又两次发生疝嵌顿，都经过值班医师手法复位还纳。武钢二医院外科医生们经过讨论，认为股骨头置换手术中麻醉风险极大，医生对此存有顾虑。然而，疾病的折磨使老人痛不欲生，这位在60年代就为武钢建设作出贡献、曾获得武钢公司劳模和标兵称号的老人完全失去了生活兴趣，曾先后3次在病床上自缢，都被家属和同房的病友发现。自杀不成，老人就绝食，看见老人在无情地自我摧残，家属看在眼里，心如刀绞。就技术而言，人工股骨头置换术并不是难度特别大的手术，该院已有数十例手术成功的经验，完成这样一例手术应该没有问题。但是，面对这样一例病情复杂的高龄病人，加上日益增多的医疗纠纷，又有谁不害怕呢？最后，患者亲属经协商决定，为了使医生解除后顾之忧，为亲人解除痛苦，明确提出来要进行医疗公证。1999年3月3日，病人的儿子周林祥和武钢二医院的医务人员一起到公证处办理了公证手续。随后，医院进行了反复的研究、论证，制定了周密的麻醉和手术方案，顺利地完成了手术。
可见，医学是一门极其复杂的科学，充满着未知数和变数，临床上又没有绝对安全的药物和诊疗措施。医院有顾虑，执业医师也有压力，手术没有百分之百成功的把握。但是，患者或患者家属又强烈要求实施手术。所以，医疗公证是化解风险、避免医疗纠纷的一种新尝试。
第一，有利于医患双方加强沟通。医疗机构充分保障患者的知情同意权，使患者对可能出现的意外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所谓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就是指临床上具有独立判断能力的患者，在非强制状态下充分接受和理解各种与其所患疾病相关的医疗信息，在此基础上对医疗人员制定的诊疗计划自行决定取舍的一种权利。 我国的现行医疗制度中，很多做大手术的患者一般是不了解手术同意书的内容的，手术同意书由亲属签字。这样做的目的很显然是为了减轻患者的心理负担，不至于影响诊疗、手术和术后病情的调理和恢复。但是，医疗手术的风险（包括死亡）由患者承担，而患者又不知情，这与我国的基本法精神相违背的。事实上，只有患者本人才拥有对自己生命健康的取舍权。因此，施行手术或者特殊治疗，必须首先征得患者本人意见（除非患者意识不清、不能正确表达自己意志）。在西方国家，不管医疗费用由谁承担，在手术协议上签字的都应该是病人自己，除非病人失去了这种行为能力。
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履行告知义务，提供真实而充分的信息给患者，包括诊断结论、采取的治疗措施、手术方案、相应的疗效、手术成功的机率、潜在的风险、防范风险的预案、可能的并发症等。医方应尽可能地拟订多种治疗方案供患方选择。当然，医务人员应注意告知的“技巧”，要考虑患者的文化水平、语言背景、理解能力、知情程度、意识状况、环境压力等。医疗公证实际上就是对医务人员履行告知义务和患者的知情与同意的法律证明。主要是对病人、医生双方都有一个约束，既避免病人在手术之后变卦，也避免医生篡改手术同意书。
从根本上讲，医患关系是对立统一的矛盾体。能将医患双方利益统一起来的，就是相互之间的信任，以及勇于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的态度。患者首先应当信任医方，同时也必须清楚，很多手术都是充满一定风险的，医方事先不可能保证百分之百成功，一旦手术出现意外，如医方没有过错的，患者或患者亲属应当按医疗公证的约定，理智地对待不幸的后果。
第二，有利于医务人员摆脱思想包袱，轻装上阵，可以化压力为动力，让技术与潜能得到最大限度地发挥。
面对医疗诉讼“举证责任倒置”的推出，医疗机构也存在“举证难”的问题。新《条理》也改变了过去的医疗损害有限“补偿”规定，明确提出了医疗损害赔偿的概念，并将发生医疗事故的赔偿问题纳入了“民事责任”范畴。医疗诉讼请求的标的额由几千、几万元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因此，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不得不考虑手术的高风险和医疗成本。保守治疗、“防卫性措施” 将在无奈之中膨胀。过去遇到一些技术上尚需探索的高风险手术，纵然患者有强烈的求治愿望，医生也有恻隐之心，但由于医疗、舆论、法律带来的顾虑，医师大多数望而却步。“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做出百分之百的努力”的执业道德受到挑战。医疗公证使医患双方共同承担责任和风险，消除了医务人员的后顾之忧，化压力为动力，让技术与潜能得到最大限度地发挥。这无疑为过去医生不敢治、病人愿意治的病提供了一定的治疗机会和法律保障，同时也维护了危重病人接受治疗的权利。
第三，有利于医疗纠纷的处理。一旦发生经过公证的医疗意外，医患双方可以根据事先约定的责任及时、彻底、妥善解决纠纷。
任何纠纷的最终解决都要靠证据。医疗纠纷争执的焦点是证据的采信度，为掩盖真相、弥补漏洞、逃避责任而篡改病史的行为在医院已司空见惯；对医务人员是否履行了告知义务医患双方各执一词。所以，单方面提供的证据材料，其证明效力往往受到质疑。况且医学还有很多未解之谜，对很多疾病的认识还非常有限，很多疾病的治疗都不尽人意。疾病的原因比较复杂，不是“非此即彼”，有些疾病还达不到“证明”的水平。医疗公证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具有独立地位的第三者站在法律公正的立场上进行裁决，有利于医疗纠纷的及时、彻底、妥善解决。
第四，医疗公证是对高风险诊疗保障机制的有益探索。
没有病人自愿承担风险的精神，也不会有医学的进步、诊疗技术的提高。签订医疗公证，让医生敢于做手术，放心做手术，对医院大胆推进技术创新，提高医疗服务质量，攻破医学难题将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有利于减少医疗纠纷，使医院从众多的医疗纠纷中解脱出来，更好地为患者服务。
三、医疗公证存在的问题
公证作为一种司法制度，随着社会的发展，它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与采用。医疗公证是医疗实践中出现的新事物，有很多弊端需要我们探讨。
第一，从主观上看，医疗公证有“乘人之危”之嫌。
表面上，医疗公证是建立在双方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是医疗机构与患者合理分担医疗风险的一种措施。事实上，在医患关系矛盾体中，医患双方是信息不对等的两个群体，患者方对医疗知识和医疗规则知道的毕竟很有限，是绝对的弱势群体。需要什么样的治疗（手术），怎样治疗（手术），患者方没有抗争的任何优势。对患者来说，要么接受，要么拒绝。如果拒绝医方的要求，患者就会冒更大的风险，甚至死亡。在签订医疗公证的过程中，患者方基本上丧失了讨价还价的资格，不可能平等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愿，所以，进行这种风险公证，医方有“乘人之危”的嫌疑。
第二，从内容上看，医疗公证使患方承担更多的风险，当事人双方权利和义务很不对等，显失公平。
医方与患方签订医疗公证，把受法律保护的公民生命，交由医务人员去处理，当手术失败，导致病人残废、死亡等严重后果时，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可以“不受法律的追究”。这实质上是以所谓的“合法”形式，达到规避法律制裁的目的。医疗公证把应由医方承担的风险，转嫁到患方的身上，这是玩忽职守，违反社会公德，有推卸责任，明哲保身之嫌，这对患方是显失公平的。
公平原则实际上是商品经济道德规范的法律化，公平观念也就是社会道德的观念、正义的观念。从民法学理论上讲，医疗公证的免责事由，是当事人根据意思自治的原则约定的，法律一般承认其效力，但是，为了追求公平，我国《合同法》第53条规定，以下免责条款无效：（1）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2）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
第三，实践中，医疗公证后的医疗行为缺少医疗质量的有效监督。
医患双方签订医疗公证后，医方的思想包袱解除了，而患方的压力更大了。我国现有的医疗卫生法律、法规至多也只是列举了一些一般性的服务类型，无法达到面面俱到，更多的自由裁量权总是操纵在医方手中，医方是否提供了适当的医疗服务，完全靠道德和良心来约束，因为目前我国尚无医疗质量监督机构，谁来“公证”医方的医德和医术呢？所以，怎样从法律上来规范医方的服务行为还是个问题。“教育广大卫生人员弘扬白求恩精神，树立救死扶伤、忠于职守、爱岗敬业、满腔热忱、开拓进取、精益求精、乐于奉献、文明行医的行业风尚，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及一切有损于群众利益的行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仍是一个“软”指标。
四、医疗公证所引出的法律思考
任何事物的出现都有其必然性。医疗公证产生以来，利弊参半，褒贬不一，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说明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改革已经得到深化，而医事立法相对滞后。
第一，公民对自己享有的民事权利有处分权，医疗公证行为的合法性和可行性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关键是尽快制定和完善相关医疗法规的立法，保证医疗公证内容的公平合理，加强医疗服务质量监控体制建设。
第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不在满足于求医问药，而是追求自身的保健、长寿，医疗服务质量成为大家关注的社会热点。医疗公证既是医患双方相互信任度低的无奈之举，也是公民法律意识不断增强的体现。公证书不是判决书，“公证”在法律上只是起到加强证据的法律效力的作用，如果医务人员由于渎职而导致医疗事故，患方也可以根据公证书进行索赔。
第三，医疗公证不能从根本上避免医患纠纷，如何合理解决医疗风险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论证。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国家（如美国）的办法，建立“医疗过失责任保险制度 ”，把医务人员因过失导致的赔偿责任强制纳入商业保险机构的承保范围，从而建立起一个由医方、患方和保险公司共担风险的风险理赔机制。这样，既能保护医方利益，使执业医师敢于冒风险，积极探索医疗技术的创新；又能保护患方利益，最大限度地使患者得到赔偿，并避免医务人员为了自我保护而选择对医方最安全的保守治疗方案或不予治疗等对患方不利的行为。




中国政府 加拿大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加拿大政府海运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９７年４月４日 生效日期１９９７年４月４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以下简称“缔约双方”），为了进一步发展两国间的友好关系，促进两国贸易的发展，加强海运领域的合作，确保畅通无阻的海洋运输和港口开放，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定义
　　在本协定中，除非另有规定：
　　一、“协定”系指本协定，由此产生的任何附件及对本协定及其附件的任何修正案。
　　二、“公司”系指按照缔约任何一方法律、法规在该缔约一方境内注册和／或具有商业存在并从事国际海运船舶经营的航运经济实体。船舶经营系指该公司对该船舶在营运、财务和法律上承担责任。公司还指合营公司和子公司。
　　三、“船员”系指在缔约一方船舶航次中在该船上履行或将要履行服务，持有本协定第十三条所指身份证件，并列入该船船员名单的人员。
　　四、“船舶”系指在缔约任何一方登记或由缔约任何一方公司经营的从事国际海运的商船。本协定不包括军用船舶、渔船和其他不从事商业航运的船舶。

　　第二条　适用范围
　　一、本协定的规定仅适用于缔约任何一方的国际海运。缔约一方的船舶为了卸下从外国进口的货物或装载出口国外的货物而在缔约另一方对外国船舶开放的国际通商港口间航行时，仍适用本协定。旅客运输亦同。
　　二、缔约各方的船舶有权在缔约双方对外国船舶开放的国际通商港口间航行，从事缔约双方或缔约任何一方与非缔约方之间的客货运输。任何新增的对外轮开放的港口将自动对缔约双方从事国际海运贸易的船舶开放。
　　三、本条的规定不影响非缔约方的船舶从事缔约双方之间客货运输的权利。

　　第三条　待遇标准
　　一、缔约各方在以下方面应给予缔约另一方船舶不低于给予其他国家船舶的优惠待遇：
　　（一）港口准入；
　　（二）使用泊位、港口设施和服务；
　　（三）装卸货物及办理必要的港口手续；
　　（四）上下旅客；
　　（五）中转；
　　（六）缴纳港口规费和使费；
　　（七）使用航行设施和服务。
　　二、本条的规定不适用于：
　　（一）缔约任何一方由于其国家为海关联合体或自由贸易区成员而给予其他国家的待遇；
　　（二）为便利比邻边境区的交流而给予周边国家的待遇。

　　第四条　便利海运的措施
　　缔约双方应在各自法律和港口规章允许的范围内，便利和加快海上运输，避免船舶不必要的延误，并尽可能加快和简化港口所需的海关及其他手续。缔约双方承认根据港口国管理谅解备忘录所产生的权利和义务。

　　第五条　相互承认船舶文件
　　一、缔约各方应承认第一条第四款所定义的船舶的国籍及其文件。
　　二、缔约一方持有根据《一九六九年国际船舶吨位丈量公约》签发并为缔约另一方承认的有效国际吨位证书的船舶，在缔约另一方港口免予重新丈量，所有与船舶吨位有关的港口费用应以这些证书为依据计收。

　　第六条　代表处、子公司和分公司
　　缔约各方的公司可按照缔约另一方的适用法律和法规在其境内设立代表处和子公司和／或分公司，子公司和分公司可以按照缔约另一方的法律和法规从事经营活动。

　　第七条　代表
　　一、应允许缔约一方的公司在互惠的基础上在缔约另一方境内派驻开展国际海运服务所需要的代表及商业、业务和技术人员。
　　二、这些人员的任用可由缔约一方公司选择：或者使用自己的人员，或者使用在缔约另一方境内并根据缔约另一方的法律、法规获准在其境内从事此类服务的其他组织或公司提供的服务。
　　三、上述代表和工作人员应遵守缔约另一方现行法律和法规。根据法律和法规的要求：
　　（一）缔约各方应在互惠的基础上并尽可能以最少的延误，给予本条第一款所指代表和工作人员所需要的工作许可、访问签证或其他类似文件；
　　（二）缔约双方应便利和加快临时从事某些职责的工作人员雇佣许可要求。

　　第八条　税收
　　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加拿大居民的税收规定列于１９８６年５月１２日在北京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协定》中（本条简称《税收协定》）。本协定不应影响这些规定的执行。
　　二、缔约双方同意，关于对从事国际海运的公司和船舶以收入计征营业税问题应比照税收协定办理。

　　第九条　结算和资金的转移
　　一、根据缔约方适用的法律和法规，缔约一方的公司在缔约另一方境内从事国际海运所得应以可自由兑换的货币结算。该所得可以用于支付在缔约另一方境内产生的费用或根据需要自由兑换和汇寄。

　　第十条　海运事故
　　一、如果缔约任何一方的船舶发生海难或事故，事故所在管辖区的缔约一方应尽快通知缔约另一方。缔约双方应对遇险船舶、船员、货物和旅客给予尽可能的帮助和照料。
　　二、遇险船舶，其货物、设备、部件、物料及其他船舶物品，只要不在缔约另一方境内使用或消费，应免除因其进口而课征的关税或其他任何形式的税收。
　　三、缔约各方应与缔约另一方的事故调查当局合作，并鼓励船东和船舶经营人充分参与事故调查。
　　四、本条的各项规定不应影响对船舶、船员、货物和旅客提供帮助和照料而要求的赔偿。

　　第十一条　海上安全
　　一、缔约双方根据国际法承担的权利和义务，重申其相互承担的反对非法干涉行为以保障国际海运安全的义务应构成本协定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缔约双方不限制其根据国际法承担的权利和义务的普遍性，将特别遵循１９８８年３月１０日在罗马签订的《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和《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非法行为议定书》以及双方均执行的其他有关海上安全的多边协定的规定。

　　第十二条　危险货物
　　缔约任何一方的船舶承运危险、有害物质应遵从有关国际公约和缔约双方的法律、法规规定的对此类船舶建立的足够预防措施，防止、消除或控制对缔约双方环境造成污染。

　　第十三条　船员身份证件
　　一、缔约各方承认缔约另一方主管当局颁发的船员身份证件。这些身份证件为：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员证；
　　（二）在加拿大方面，为海员身份证或护照。
　　二、由非缔约国主管当局根据其规定为在缔约任何一方船舶上工作的其国家的船员，包括前往登船任职和卸任离船的船员，颁发的身份证件，如符合缔约一方有关承认护照或护照代用证件的国内法规，也应作为有效身份证件予以承认。
　　三、缔约双方应根据其各自有关的法律和法规，准许持有本条第二款所指身份证件的船员享受本协定第十四条规定的待遇。

　　第十四条　船员入境和逗留
　　一、根据缔约双方的有关法律，持有本协定第十三条所指身份证件的船员：
　　（一）在其船舶在缔约另一方港口停留期间可以不需签证上岸临时逗留，但船长应按照该港有关现行规定向港口当局递交一份船员名单。生病的船员可以不需签证上岸治病，但受益方应支付有关医疗费用。
　　（二）船员因开始或终止船上服务而登船、回国，或因有关缔约方主管当局接受的其他原因，在取得签证后，可以根据其具体情况作为旅客乘坐任何交通工具分别进入、通过或离开缔约任何一方领土。上述有关主管当局应尽快发给签证。
　　二、缔约双方保留拒绝不符合要求的船员入境的权利。
　　三、缔约双方同意，如缔约一方的船员未能返船，该船船长或公司代表应在该船驶离缔约另一方港口前立即向缔约另一方有关当局报告。

　　第十五条　遵守法律
　　一、缔约一方的船舶、船员、旅客和货物在缔约另一方的领海或港口停留期间，应遵守该国的有关法律和规定。
　　二、在遵守本条第一款规定的前提下，缔约一方当局不应干预缔约另一方船舶上的内部事务。内部事务不应包括在其境内发生的构成违反该缔约方刑法的犯罪。如进行干预，有关当局应将所采取的行动尽快通知有关领事部门或公司代表。
　　三、在履行海关、移民、检疫和类似法规时，缔约各方应给予缔约另一方船舶不低于给予从事类似国际运输服务的其他任何国家船舶的优惠待遇，并在对等的基础上和其法律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给予对方船舶不低于给予本国船舶的优惠待遇。

　　第十六条　国际权利和义务
　　一、本协定不影响缔约任何一方根据国际协定，或因该缔约方作为国际组织成员国，所享受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
　　二、如果缔约双方均执行的有关国际海运的多边协定生效，并与本协定的规定有矛盾，缔约双方应根据本协定第十八条的规定进行协商。在双方达成一致以前，应以上述多边协定的规定为准。

　　第十七条　透明度
　　缔约各方对缔约另一方要求提供影响执行本协定措施方面的信息，应给予迅速回复。

　　第十八条　协商
　　一、为保证本协定的充分执行和便利两国间的国际海运服务，必要时并经缔约任何一方要求，缔约双方主管当局应进行会晤，解决本协定在执行中产生的问题。该协商应尽快举行，在任何情况下，应在提出要求后一百二十天内会晤，除非双方另有协议。
　　二、就本条而言，主管当局系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
　　（二）加拿大运输部。
　　三、如主管当局的名称发生变化，缔约双方应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必要的通知。

　　第十九条　协定的修改
　　一、如缔约任何一方认为需要修改本协定的条款，可通过外交途径书面要求缔约另一方就修改本协定进行协商。该协商应尽快举行，在任何情况下，应在提出要求后一百二十天内举行，除非双方另有协议。
　　二、协商一致的修改经缔约双方外交换文确认后生效。

　　第二十条　生效和终止／废除
　　一、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二、本协定经缔约任何一方通过外交途径书面通知可以终止或废除。协定的终止或废除自该通知发出之日起六个月后生效。

　　第二十一条　标题
　　本协定使用的标题仅作参考之用。
　　本协定由下列经各自政府正式授权的人员签订，以昭信守。
　　本协定于一九九七年四月四日在温哥华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英文和法文写成，每种文本同等作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加拿大政府
　　　　　　　代　表　　　　　　　　　　　　　　代　表
　　　　　　　黄镇东　　　　　　　　　　　　大卫·安德森
　　　　　　（签字）　　　　　　　　　　　　（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