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共体条约》对协调成员国版权法的影响

陈　忻


从八十年代中期，欧洲共同体开始对成员国的版权法进行了一系列的协调工作。1985年，欧共体委员会在《关于实现共同体内部市场的白皮书》中指出，各成员国在知识产权立法方面的差异已对共同体内的贸易及共同市场内的经济活动能力造成直接的负面影响。1988年，欧共体委员会通过了《关于版权和技术挑战的绿皮书》。《绿皮书》充分肯定了版权保护对共同体日益增长的重要性：（1）单一内部市场的要求意味着必须消除由国内版权法的差异而引起的贸易障碍；（2）高水平的版权保护是欧共体改善与其贸易伙伴经济竞争力的保证；（3）保证共同体内部投入巨大人力、财力的知识产权成果不被外部所剽窃是至关重要的；（4）在某些领域，如纯功能性的工业设计和计算机程序，版权保护有可能限制而不是促进自由竞争。据此，《绿皮书》提议颁布一系列协调成员国版权法的指令。根据《欧共体条约》第100条和100a条，欧共体部长理事会可以颁布指令以协调对建立共同市场有直接负面影响的成员国国内法。这些指令具有强制力，成员国必须通过修改其国内法加以实施。从1991年5月至今，欧共体理事会已颁布了五个协调版权法的指令，它们是：《计算机程序法律保护的理事会指令》、《出租权、出借权和某些与版权有关的权利的理事会指令》、《协调关于卫星广播和电缆传输方面版权和与版权有关的权利的某些规则的理事会指令》、《协调版权和某些有关权利保护期的理事会指令》。除此之外，欧共体委员会正在起草或考虑起草关于家庭复制、精神权利、追续权和集体管理机构等方面的指令。1 通过这些协调活动，欧共体成员国的版权法有了共同的基础，2 在不少方面开始趋于统一。
欧共体协调成员国版权法的原因除了提高版权保护水准，以促进欧共体文化、科技事业的发展，增强其在世界上的竞争力以外，《欧共体条约》的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
《欧共体条约》全名为《建立欧洲共同体条约》，是由6个欧洲国家于1957年3月25日创立的，现已有15个成员国，其中包括几乎所有的西欧国家。《欧共体条约》规定了许多与建立共同市场和货币联盟有关的政策，其中包括消除对货物进出口的内部限制；建立一个货物、人员、服务和资本自由流动的内部市场；根据共同市场运转的需要，协调统一成员国国内法；推动科技研究与开发；鼓励跨欧洲网络的建立以及加强对消费者的保护。3 然而，包括版权在内的知识产权却常常成为实现这些政策的障碍：如权利人经常利用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原则来达到限制货物自由流通的手段；知识产权权利的行使有可能限制自由竞争；国内知识产权法的差异又会使共同市场内出现歧视待遇，等等。于是，在知识产权的地位日趋增强的八十年代，欧共体委员会自然要考虑协调成员国的知识产权法律，以维护《欧共体条约》的宗旨和原则。特别是欧洲法院根据《欧共体条约》原则所作出的一系列司法裁决，对法律协调工作产生了直接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4 其中对成员国版权法的协调具有重要影响的条约原则为非歧视原则、货物自由流通原则以及竞争原则。

一、 非歧视原则
《欧共体条约》第6条规定，不得以国籍的不同而对成员国的国民实施歧视待遇。但是此项原则是否适用于版权或邻接权领域却存在着争议，5 因为《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允许成员国在工业设计、保护期和追续权方面实施互惠而不是国民待遇。6 欧洲法院1993年10月20日的一项具深远意义的判决结束了这种争议。
这是一个表演者权的案例。1983年，英国著名摇滚歌星菲尔·科林斯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举办了一场音乐会。美国一家唱片公司未经许可录制了这场音乐会，并将录音带销往德国。由于美国版权法不保护表演者权，菲尔·科林斯无法在美国得到保护。于是他诉诸于德国法院，但同样也失败了：虽然德国和英国均是《保护表演者、录音制品制作者及广播组织罗马公约》的缔约国，但该公约只要求成员国对发生在本国或其他成员国的表演进行保护，便算履行了国民待遇的义务。7 由于美国不是《罗马公约》成员国，故德国法院没有义务保护科林斯在美国的表演。然而，《德国版权法》第125（1）条却规定：德国国民无论其表演发生在何处，均受德国法律保护，这样德国国民便享有比其他欧共体成员国国民更高的保护。于是，此案的焦点便转向德国版权法律是否与《欧共体条约》非歧视待遇原则有冲突。欧洲法院裁定：非歧视待遇原则是共同体法律的最重要的原则，它同样应该适用于版权和邻接权领域。
这项裁决的影响在范围上是巨大的，在时间上是深远的。《伯尔尼公约》和《罗马公约》有关国民待遇的例外规定将不再适用于欧共体成员国之间：虽然意大利版权法不保护工业设计，但意大利设计师现在却可以在法国享有高水平的版权保护；英国作者的作品在德国的保护期突然延长至死后70年，比其在本国还要多享受20年；8 荷兰的画家现在可以在法国行使追续权，分享他人转卖其作品所获得的利润，尽管法国画家在荷兰并不能享受到同样的待遇。值得一提的是，菲尔·科林斯案裁决的效力并不是始于1993年10月20日，而应始于1958年1月1日，即《欧共体条约》的生效之日，9 因为欧洲法院的裁决是对该条约第6条进行解释。

二、 货物自由流通原则
货物自由流通原则主要体现在《欧共体条约》的第30条和第34条。这两个条款分别禁止对成员国之间的进口和出口进行数量上的限制以及一切具有同等效果的其他限制措施。然而，在知识产权领域，这项原则曾在一段时间内引起了欧洲知识产权界的困惑：在欧共体法的货物自由流通原则及国内法的知识产权地域性原则发生冲突的情况下，究竟适用哪一种原则？许多欧共体成员国的国内版权法基本实行“国内权利穷竭”原则，10 即权利人本人，或经权利人同意由他人将其作品复制品首次投放本国市场后，权利人的发行权将随之穷竭，他将无权对他人在国内的再销售活动进行限制。但是，他对其投放在外国的复制品仍有权禁止进口，因为权利只是“国内穷竭”而不是“国际穷竭”。问题在于，如果外国是一个欧共体成员国，那么权利人禁止平行进口的行为是否违反《欧共体条约》的货物自由流通原则，从而必须被禁止呢？让我们来看一个欧洲法院1971年的案例。
德国唱片公司的唱片由其设在法国的一个分公司负责在法国销售，价格比在德国本国的要低。于是，有人在法国市场上购到一批德国唱片公司的唱片，然后通过第三国再向德国出口，以图获取差价。根据德国版权法，德国在版权和邻接权领域只承认“国内权利穷竭”，因此，德国唱片公司用其所享有的邻接权在德国成功地阻止了这批唱片的进口。然而，当此案被提交到欧洲法院后，欧洲法院裁定，尽管德国唱片公司精心制定的市场价格策略将会遭到破坏，它也无权依赖其国内法阻止他人将经其同意而投放市场的唱片向德国出口，因为这样做的结果会使国内市场割据合法化，从而与《欧共体条约》的基本宗旨（建立单一市场）相违背。欧洲法院在此案中进一步指出：尽管《欧共体条约》本身并不影响根据成员国国内法所产生的知识产权的存在，但在行使这些权利时则应受到条约货物自由流通原则的限制。
此案及欧洲法院随后的一系列有关案例创立了“欧共体内权利穷竭”原则，即当作品复制品或产品被权利人或经其同意在一个共同体成员国首次投放市场后，他将无权阻止它们在整个共同体内流通。这里需说明两点：第一，对于盗版或假冒产品，权利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权阻止其自由流通；第二，对于权利人或经其同意由他人投放在欧共体以外市场上的作品复制品或产品，权利人仍可依照国内法的规定，禁止平行进口。
然而，尽管《欧共体条约》货物自由流通原则在与国内法的版权地域性原则的冲突中占了绝对上风，但由于共同体各国版权法之间的差异，有时货物自由流通原则也要受到限制。以下两个案例便属于这种情况。
第一个案例是欧洲法院1988年5月17日所裁决的华纳公司案。在那时，丹麦版权法已引入了电影作品出租权的规定，而英国和其他一些成员国还没有。被告在伦敦购买了一部名为《永不言不》的电影录像带，然后在其设于哥本哈根的录像商店中向顾客出租。电影作品的版权人华纳公司依据丹麦版权法成功地获得了丹麦法院禁止继续出租的禁令。然而，被告却以该录像带已被版权人首次投放在共同体成员国的市场，版权已经穷竭为由将此案提交到欧洲法院。欧洲法院认为，虽然适用丹麦有关出租权的法律在实际效果上是对欧共体内录像带自由贸易的一种限制，但是出租权的引进是对版权保护范围的一种合理的扩大，它不同于发行权，因此不存在着“权利穷竭”的问题。
第二个案例是欧洲法院于1989年1月24日所裁决的百代唱片公司案。百代唱片公司是克里夫·理查德唱片邻接权的所有人。被告未经许可在丹麦翻录了该唱片，但是，根据丹麦版权法，该唱片的邻接权已超过了保护期，故被告的行为在丹麦是合法的。当这些丹麦版的唱片被出口到德国后，百代公司在德国采取了法律行动，并获得了成功，因为德国版权法所规定的保护期比丹麦的长，百代公司的邻接权在德国并未丧失。与上一个案例一样，被告也依据《欧共体条约》的货物自由流通原则在欧洲法院上为自己辩解。欧洲法院认为，虽然该唱片在一个成员国市场上的首次投放是合法的行为，但该行为的合法性并不是基于权利人或他的被许可人的同意，而是基于那个成员国法律所规定的保护期的终结。在欧共体法对此缺乏协调，成员国在保护期问题上存在着差异的情况下，权利人阻止这批唱片的进口是合理的。
以上的这两个案例反映了成员国在版权保护领域存在着重大差异，而欧洲法院的判决则使欧共体委员会担心，这种差异会使得货物自由流通这个《欧共体条约》的基本原则得不到有效的实施。于是，作为对以上两个欧洲法院裁决的直接反应，欧共体部长理事会分别于1992年11月19日和1993年10月29日颁布了《出租权、出借权和某些与版权有关的权利的理事会指令》和《协调版权和某些有关权利保护期的理事会指令》。根据这两个指令，各成员国有义务建立计算机程序、录音制品和电影作品的出租权制度；对版权的保护期统一为作者死后70年，邻接权的保护期统一为50年，从而部分消除了国内法的一些差异对货物自由流通原则的影响。

三、 竞争原则
《欧共体条约》第86条禁止任何企业在共同市场内滥用其垄断地位来限制竞争，因为这与共同市场的基本原则相违背并会影响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这条竞争原则对协调成员国的版权许可制度具有重要影响。下面让我们讨论一个有关一周电视节目预告的案例。
在绝大多数欧共体成员国，电视节目预告表不是版权保护的客体，11 因为它仅仅是将所要播出的电视节目的名称按时间顺序排列起来，不具有独创性。然而，电视节目预告在英国和爱尔兰却能受到保护，因为这两个国家的版权法对独创性的要求非常低，只要满足“付出了劳动”和“非抄袭他人”两个基本条件即可。12 由于英国和爱尔兰的各家电视公司只是对自己所播节目的预告拥有版权，而且他们一直拒绝他人转载其一周的节目预告，从而造成了长期以来，英国和爱尔兰是仅有的没有完整的一周电视节目预告的国家。13 八十年代中期，这种情况有了改变。爱尔兰《麦格尔电视指南》在请求多家英国和爱尔兰电视机构授权未果的情况下，擅自转载了他们的一周节目预告。没过多久，该指南便被爱尔兰高等法院以侵犯他人版权为由禁止发行。当此案被提交到欧洲法院后，争论的焦点便从节目预告表是否享有版权转为电视组织拒发许可证的行为是否违反了《欧共体条约》第86条所规定的竞争原则。欧洲法院在1995年作出的终审裁决中指出：由于各家电视公司是他们自己电视节目信息的唯一来源，所以他们对此类信息拥有实际的垄断权。他们阻止他人向市场投放一种消费者极为需要的产品 ── 完整的一周电视节目预告，从而构成了条约第86条所禁止的“在市场中滥用垄断地位来限制竞争”。因此，根据《欧共体条约》的竞争原则，电视组织有义务向他人发放转载其一周节目预告的许可证。
欧洲法院的这项裁决对成员国版权许可制度的协调产生了重要影响：自此案后，欧共体所有成员国的版权法至少必须对纯事实信息的汇编实施法定许可制度。同时，具有垄断地位的计算机操作系统的版权所有人再也不能拒绝他人利用其产品的界面，因为这可能导致竞争者的应用程序无法运转，关于这点在1991年5月17日颁布的《计算机程序法律保护的理事会指令》中也有所反映。当然，正如欧共体委员会后来所指出的，竞争原则并不是一概地限制版权人行使专有权，它主要是对在版权领域取得巨大成功，尤其是在纯事实信息和信息技术方面具垄断地位的权利人为独霸市场而滥用此种专有权的一种限制，其目的是为了保护竞争，并在权利人和共同市场的利益方面找到平衡点。
以上讨论了《欧共体条约》的几项原则对成员国版权法某些方面的协调工作的影响。其实，欧共体在版权领域的协调工作远不止这些，比较重要的还有对计算机程序、数据库的独创性标准的协调、对职务作品的协调、对邻接权保护的协调、对卫星传播法律适用的协调和对电影作品版权人的协调等。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欧共体肯定会进行更多、更广的版权法协调工作。因此，在我们与欧共体国家进行文化、科技和贸易交流时，仅了解他们的国内法显然是不够的，还必须了解欧共体对成员国版权法的协调以及《欧共体条约》对协调工作的影响。本文的目的正在于此。
1 见Jehoram, 'The EC Copyright Directives, Economics and Author's Rights', IIC, Vol. 25, No.6/1994, 838页
2 在欧共体进行协调以前，以德国和法国为代表的作者权体系和以英国为代表的版权体系在版权法的各个方面几乎都存在着巨大差异
3 见《欧共体条约》第3条
4 根据《欧共体条约》第177条，欧洲法院对该条约有解释权
5 见Dworking and Sterling, 'Phil Collins and the Term Directive', EIPR, (1995)5, 第188页
6 见《伯尔尼公约》第2（7）条、7（8）条和第14之三条
7 见《罗马公约》第4条
8 但从1996年1月1日起，英国也已将保护期延长至作者死后70年
9 至少对6个原始成员国应追溯到那时
10见Cornish, Intellectual Property (3rd edition), Sweet & Maxwell, 1996, 第33页
11见本书编写组，《知识产权案例评析》，法律出版社，1994年，第54 --55页
12 见Vinje, 'The Final Word on Magill', EIPR, （1995）6, 第298页
13 见注释12，第297页




错误结婚与错误离婚的认定和处理

王礼仁


　　我国婚姻法规定的法定婚姻无效只有四种情形，可撤销婚姻一种，即被胁迫结婚。
　　但现实生活中，涉及婚姻效力或婚姻成立与不成立的情形远远不止这些。如他人代理或冒名顶替进行婚姻登记的婚姻效力问题；借用他人名义或身份证结婚效力问题；使用虚假户口虚或假姓名或登记姓名错误的效力问题；使用虚假证明材料登记的婚姻效力问题；隐瞒真实身份等欺诈结婚效力问题；结婚证手续不完善或证件不齐全的婚姻效力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主要违反结婚登记程序，所涉及的是婚姻成立与不成立问题。对此应当如何处理，我在《婚姻诉讼前沿理论与审判实务》有一章是专门讨论这一问题，在此不再赘述。
　　这里说要讨论的主要是既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无效婚姻，也不属于违反结婚登记程序的结婚错误与错误离婚的处理问题。
　　结婚错误，就是因认识或判断错误，与不该结婚的人结婚。结婚或离婚意思错误。离婚错误，就是因认识或判断错误，不该离婚而离婚。
　　结婚、离婚错误，合称婚姻错误，婚姻错误实际上就是意思错误。民法上的意思错误，就是因理解或判断错误而发生的意思表示错误，导致内心的真实意思与外部的表现行为不一致。婚姻意思错误的内容很广，包括：1.“人之同一性”错误，如将甲误认为乙。2.“人之性质”错误，即对婚姻当事人的身份或品质认识错误，诸如社经地位、学历、健康状况、道德素质等认识错误。3.对行为性质认识错误，即把婚姻行为误认为非婚姻行为等。4.在离婚错误中，还包括对离婚原因认识错误（如误认为对方有婚外情，但离婚后发现属于认识错误，对方并没有婚外情，等等）。
　　意思错误的民事行为，各国民法一般规定可以撤销，如德国民法第１１９条、日本民法第95条。台湾地区“民法”第88条、第89 条也规定意思错误可以撤销。大陆民事立法未对意思表示错误作出专门规定，但民法通则第55条第(二)项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意思表示真实”。第59条规定：“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予以变更或者撤销”。我国民法上的“重大误解”，实际上就是意思错误。
　　关于婚姻意思错误的效力问题，《瑞士民法典》第124条、 [1]《德国民法典》（第1314条、1315条、1316条） [2]、澳门民法第1504条， [3]都规定可以撤销其婚姻。《菲律宾共和国家庭法》第35条、 [4] 《日本民法典》第742条、 [5]《意大利民法典》第122条， [6]则规定为婚姻无效。
　　我国婚姻法没有关于婚姻意思错误效力的规定。从我国目前的主流观点和司法实践看，对婚姻意思错误，一般都按民法通则的重大误解处理，即撤销婚姻。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和作法值得商榷。
　　我们认为，身份关系注重事实，在一般情况下，宜采取表示主义，而不从意思主义，故应以身份行为意思错误为有效。但在认识错误中，关于“人之同一性”有错误时，不能认为婚姻有效。同时，为了避免与法定无效婚姻相冲突，“人之同一性”有错误，也不能按照无效婚姻或可撤销婚姻处理。在我国，婚姻当事人之“同一性” 错误，因其双方无结婚合意，可认定其婚姻不能成立。关于“人之性质”错误，应当认定婚姻为有效。否则，误认为他人未婚或富翁，而实际上是已婚或不是富翁，婚姻即可撤销。这不符合婚姻的特点。总之，婚姻意思错误，不能直接适用民法总则关于意思错误的规定处理。
　　应当注意的是，尽管一些国家规定婚姻意思错误无效或可撤销，但婚姻无效或可撤销与民法总则中的无效或可撤销并非同一原理。因此，德国学者迪特尔•梅迪库斯认为，“有关意思表示错误的规则，不适用于婚姻或遗嘱。” [7] 迪特尔•梅迪库斯在谈到撤销权范畴的界定时说：“《婚姻法》第31条至第34条也为婚姻(Ehe)规定了一些撤销事由。这些事由虽然在很大程序上与第119条、第123条规定一致，但是婚姻法对程序和法律后果作了完全不同于第142条及以下条款的规定。因此，《婚姻法》使用的术语也不是“撤销”(Anfechtung)婚姻，而是解除(Aufhebung)婚姻。因此，一般的撤销规则对此不适用”。 [8]
台湾学者戴炎辉、 戴东雄先生也认为，民法总则关于错误之规定（第88条），亦不能适用亲属法。根据戴先生的观点，“在身份行为，关于‘人之同一性’有错误时，则因意思之不一致而无效，非仅可撤销而已；倘系关于‘人之性质’错误，亦应适用亲属法规定（民997条、引不告知重要事项而为欺诈），或类推适用亲属法规定”。 [9]应当指出的是，台湾亲属法规定欺诈姻可以撤销，因而，对于婚姻意思错误中“人之性质”错误，直接按照欺诈婚姻或类推处理，是完全可以的。但我国婚姻法没有欺诈婚姻可撤销的规定，对于“人之性质”错误，按可撤销婚姻处理，缺乏法律根据。在我国，除了“人之同一性”错误可以作为婚姻不成立处理外，对“人之性质”错误，除非有法定无效婚姻情形，应当按有效婚姻处理。
如林某（女）在刚刚与李某结束恋爱关系时，随即被人介绍与杨某恋爱，林某与杨某相识几天即发生关系。一个月后林某发现怀孕，即告诉杨某。不久，林某与杨某登记结婚。婚后林某生育一男孩。杨某发现孩子不像自己，便单独进行鉴定。结果证明孩子确实不是自己的。杨某便以林某怀有他子嗣与自己结婚，属于欺诈行为，起诉至法院要求宣告与林某的婚姻无效，并赔偿其精神损失。林某提出，“在与杨某恋爱时，自己已经将与李某恋爱并发生关系的事实如实告诉了杨某，本人并无欺骗行为，与李某结束恋爱关系时，自己并无任何怀孕的症状反映。自己一直以为是与杨某交往中怀孕，对此，杨某当时也并无任何疑虑”。 杨某则说，“如果我当时知道不是自己的孩子，就不会与林某结婚。这也属于‘重大误解’（即意思错误），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重大误解’可以撤销，也应当撤销婚姻”。
　　我们认为，婚姻等身份的无效和撤销，有其独立的评判标准，不应适用民法总则。在我国婚姻法中，认识错误不属于无效和可撤销婚姻，因而，杨某的意思错误，不影响婚姻的成立和有效。如果杨某发现孩子不是自己的，因此引起了夫妻感情破裂，可以按离婚处理。
　　最后还应当指出的是，“亲属法有其特殊性质，而与债法、物权法大有径庭，尤其与民法总则之关系究应如何适用，殊堪研究”。 [10] 我国民法理论虽然对亲属法与民法总则的关系缺乏深入研究，但不能将“大率以财产交易为内容的民法总则”，完全适用于亲属法， [11] 已经成为共识。因而，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用民法通则中的无效民事行为的规定判断婚姻有效与无效，是错误的。事实上民法总则中的行为之能力、意思表示虚假、欺诈、错误、代理、附条件或期限、善良风俗、诉讼时效等，都不能适用婚姻法。有关这个问题，我在《婚姻诉讼前沿理论与审判实务》一书中有一编的内容专门论述，限于篇幅，这里不一一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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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法学会婚姻法研究会编《外国婚姻家庭法汇编》，群众出版社2000年2月1版，第473页。
[2]郑冲、贾红梅译《德国民法典》，法律出版社，1999年5月14版，第296页——297页。
[3] http://bo.io.gov.mo/bo/i/99/31/codcivcn/codciv1501.asp
[4] 中国法学会婚姻法研究会编《外国婚姻家庭法汇编》群众出版社2000年2月1版，第233页。
[5]王书江译《日本民法典》，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2月版，第129——130页。
[6]费安铃、丁玫译《意大利民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1版，第46——47页。
[7] 【德】迪特尔•梅迪库斯著《德国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1页。
[8] 【德】迪特尔•梅迪库斯著《德国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60—561页。
[9]戴炎辉 戴东雄《亲属法》，顺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2年8月修订版，第8 页。
[10]史尚宽《亲属法论》，台湾荣泰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6月四版，史尚宽先生自序。
[11]林菊枝《亲属法新论》，五南图书出版公司１９９６年版第１９－２０页